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中的“三化三无”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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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中的“三化三无”问题及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成为新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纲领和行动指南，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必须依靠基层党员干部的真抓实干，但是农村空心化、集体经济薄弱化、驻村队伍边缘化等现象的存在，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瓶颈问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农业发展。

　　一、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空心化造成“无人干事”现象

　　由于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镇，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凸显，基层党组织无人可用、无人干事的问题日益严重。一是农村党组织后备人才匮乏。每逢村支两委换届，都会发生“无人可选”“无人可用”的现象，“断代”“断层”“断档”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于各村党组织中。农村工作矛盾复杂、村干部待遇相对较低，这些因素让农村中青年望而却步，造成农村党组织后备干部后继乏人、青黄不接。二是农村党员年龄结构严重失衡。以重庆市江北中五宝镇为例，老、中、青农村党员所占比重分别为37.5%、42.2%、20.3%，加上外出务工流动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实际留在农村的大多为年龄60岁以上的老党员，农村党员呈现出高度老龄化的趋势。7个村支委班子、42名支委成员，平均年龄超过40岁，其中35岁以下的仅9人。农村中青年党员的缺失，造成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思想固化、活力缺乏等一系列问题。三是农村党员素质参差不齐。农村青年外出就学，毕业后大多选择在城市就业创业，留在农村的党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五宝镇农村党员高中学历人数比例不到总数的40%，村支两委成员本科学历不到三分之一，两委成员、尤其是村书记文化水平较低，工作能力有限，模范带头作用发挥不够明显，难以带动农村建设发展。

　　（二）集体经济薄弱化造成“无钱办事”现象

　　村级集体经济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受经济不景气大环境影响，村集体经济不断下滑，出现了亏本运营甚至资不抵债的情况。一是农村各项改革动力不足。虽然五宝镇将干坝村、万缘村作为农村“三变”改革的试点村，但是各村党组织宣传发动不够、村民支持力度不足，造成改革缺乏整体推动力，土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等难以落到实处。二是农村集体经济来源单一。在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来源中，征地拆迁属于不持续不稳定收入;土地流转规模不大、收益不高，各村之间差异明显;村办企业近年多是入不敷出、名存实亡;上级拨款补贴用于改善民生、社会治理开支较大，不能满足农村高质量建设发展需求。以五宝镇为例，2018年各村集体经济收入1134767.61元，其中征地拆迁收入732593.3元，非征地拆迁仅402174.31元，“靠地吃饭”成了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三是农村经济发展资源有限。对于一些地处相对偏远，区位条件一般的村来说，可资利用的物质条件不多，发展潜力不足，加上农村党组织成员视野不够开阔、思维不够开放，能吸引到好项目、好投资难上加难。而当前热门的乡村文化旅游、特色种植养殖等农业项目需要较长生长周期，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

　　（三）驻村队伍边缘化造成“无心做事”现象

　　选派驻村干部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但是在工作实践中，受多方面原因限制，驻村队伍的作用发挥不充分、效果不明显，履行好“两肩挑、两不误”的任务任重道远。一是工作机制不够健全。尽管有党委任职任命，也被赋予驻村工作职责，但是驻村干部身上担负的机关工作并未得到丝毫减轻，扑下身子深入基层的机会少之又少，容易让驻村干部在时间和精力分配上区分出“本职”和“兼职”、“主业”和“副业”，“两副担子”要同时一肩挑平并非易事。二是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少数驻村干部工作满足于应对一般性事务，对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研究不透、了解不深，走家串户少、深入一线少，缺乏捉活鱼、钉钉子的精神，思想理论和农村工作结合不够紧密，缺乏破解当前农村重难点问题的有效办法，难以履行应尽的工作职责。三是工作支持不够有力。驻村干部更换相对频繁，加上平时与村干部、村民在工作和生活中交集不多，容易成为村支两委中的“特殊人”，甚至产生“黑羊效应”，尤其是非本地干部，由于缺乏天然的地缘联系，与群众沟通度、融合度不高，难以得到农村干部的有力支持，以致在处理农村基层工作时存在话语权缺失、公信力不足等问题。

　　二、助推乡村振兴的对策及建议

　　（二）以人才培育为前提，壮大集体经济组织队伍

　　构建良好的“能人下乡”机制，鼓励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事业。要把培育本土人才与引进外来人才相结合，构建支持引导社会各方面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打通促进人才向农村、向基层一线流动的通道。一是加强本土人才培育。全面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大力开展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等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加快构建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全面加强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健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探索公益性和經营性农技推广融合发展机制，允许农技人员通过提供增值服务合理取酬，支持镇、村两级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回归本业。拓宽农村基层干部队伍选任渠道，提高村社干部政治和经济待遇，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二是鼓励能人下乡投身乡村建设。要用宽松的政策、良好的环境、乡情乡愁的纽带，吸引各类人才助推乡村振兴。扎实开展农村本土人才回引培养计划，吸引农民工、农村大学生、本土走出去企业家、经理人、专业技术人才返乡创业。招聘大学生和城市退休人才，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行医办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积极与高等学校、专业机构建立友好合作关系，通过开展区域战略研究、规划编制等契机，促进专业技术人才频繁到乡村挂职交流。认真落实国家关于公职人员回乡任职管理办法，发挥群团组织优势，凝聚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等社会各界的力量，助推乡村振兴。三是完善人才下乡保障体系。积极落实各项政策措施，从资金支持、政策保障、财政优惠、公共服务、投资环境等各个方面，为乡村人才引进建立全面的保障体系，充分调动人才投身乡村建设的积极性。

　　（二）以搭建平台为支撑，优化集体经济发展机制

　　创新党建服务平台，推行“村党总支+产业党支部+合作社”工作模式，进一步强化党建对经济的引领作用和对创业就业的组织保障作用。一是以优惠政策和优越发展条件吸引工商资本下乡。党建服务平台要主动作为，针对乡村振兴，在涉农产业扶持、税收优惠、项目申报、用地审批等方面给予专项支持，加大水、电、气、路、信息、能源等农村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使农村生活环境更加优美、生产条件更加便利，以此吸引更多工商资本下乡投资发展现代农业。二是以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吸引工商资本下乡。要引入股份合作机制，按照确员定股东、确权定资产、确股定归属、确管定经营的步骤，引导农民以宅基地使用权、耕地林地经营权、农作物、农机、劳动、技术、各级财政扶持资金等要素合理折价，入股由村（社）组织成立的专业合作社或乡土公司统一管理经营。三是以科学调控规范工商资本下乡。在资本下乡过程中要加强政策引导和约束管理，要把对下乡工商资本的政策扶持与吸纳农户股份及分红情况挂钩，引导工商资本与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避免“资本盈利、农户眼红”“资本政策投机、农户利益坐空”等现象。政府还要运用经济、法治等手段加强对工商资本的约束管理，如实施涉农项目保证金制度，防止下乡工商资本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生产经营活动对农村环境和农业资源等带来损害。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中的“三化三无”问题及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乡村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的基础，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根本力量和治理体系的中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保障。新形势下，加强和推进乡村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人才外流“无人治”、任务繁重“无力治”、重视不足“无心治”的“三无”困境。在乡村治理“三无”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分析如下：

　　一、乡村治理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人才外流“无人治”之困。乡村治理关键在人才，人才是进行创造性劳动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的发展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更多高学历、新理念，具有创新思维和开拓精神的年轻人加入到乡村治理中来，为农村的发展奉献智慧和力量。然而，在乡村治理中遇到的首要问题是：人才存量少，优秀人才外流多，引进难度大，不愿留在农村发展，知识水平偏低，有些年龄老化，导致乡村治理“无人治”之困。目前最为迫切的是农村的干部队伍缺乏德才兼备的年轻梯队，后劲不足。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发展空间、工作收入差距较大，农村呈现出单向的流动，一大批青壮年离开农村，外出务工，留在农村的多是妇女、儿童、老人。农村优秀人才资源外流，使得原本就有限的村干部后备干部更加稀少，村级干部选优配强难，乡村人才更是缺乏。有的村无法找到合适的人选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只能从乡镇干部里下派。存在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迅速，城乡物质差距拉大，受生活条件等方面吸引，农村精英人群离村进城。二是农村教育资源分配不足，与城市差距较大，难以满足人才发展的培养目标。三是农村教育脱离农业生产生活，人才培养与农村所需脱节，致使人才离开农村寻求发展。四是农村企业发展不规范，岗位收入和福利待遇与城市企业存在差距，部分村民为待遇高的工作岗位离开农村。

　　（二）任务繁重“无力治”之困。乡镇作为最基层的行政机构，涉及部门多，人力有限。由于当前脱贫攻坚、扫黑除恶等工作繁重，一些村干部，除了承担日常的村委会管理工作，还要配合党委、政府完成农村危房改造、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劳务输出等的工作，工作量大，工作任务繁重。导致镇村干部每天都在忙于各种表册填写、各种痕迹资料的收集、参加各种会议，大量时间被占据，对乡村治理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导致乡村治理“无力治”之困。例如：乡镇反映每天收发文件平均20份，每天报送表册、报告3—5份，各村干部每天需要处理文件10余份，每个村每天花在召开群众会、研判会、“三讲三评”等相关会议上的时间平均3小时。干部花费大量时间来做开会、表册、痕迹资料等工作，在大量表册、文件、会议的覆盖下，镇村干部无力、无时间对乡村治理的思考，甚至影响到工作的真正落实。

　　（三）重视不足“无心治”之困。乡村治理的核心在基层党组织。农村党支部是党的组织基础，是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担负着直接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村组的重要责任。村支部是农民群众认识和了解党的“窗口”，是上级领导倾听群众呼声的主渠道。党员干部队伍在农村起着领导核心的地位和先锋模范作用，大多数村支部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支部书记起到“领头雁”作用，能围绕党的工作中心，一如继往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当前，在脱贫攻坚繁重的工作任务下，存在党建扶贫“两张皮”、重扶贫轻党建的现象，放松了对镇村干部和党员群众的思想教育。特别在当前脱贫攻坚时间紧、任务重的形势之下，迫于工作压力，有些基层党组织主要领导把工作重心放在脱贫攻坚上，党建工作搞形式主义，晾在一边没有时间管，颠倒了主次。实际上，重“扶贫”轻“党建”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党建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一个政党要执好政关键在于抓好党建、搞好党建。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建工作做不好，党的根基不牢靠，工作做得再好也是空中楼阁。由于各项扶贫工作繁忙，大部分村干部平时党支部开会经常凑不齐人，影响组织生活的正常开展，忽略了抓党建在“提升基层组织战斗力和凝聚力”方面的核心作用，导致乡村治理“无心治”之困。

　　二、乡村治理对策分析

　　（一）针对乡村治理“无人治”问题。一是引进外界优秀人才，培育留住本地“土专家”，加强农村基层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有“三农”情怀工作队伍，吸引人才返乡创业，增加人才储备，为乡村治理提供人才保障;二是加强教育投入，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为培养优秀人才提供教育保障;三是提高村组干部待遇，稳定一批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年轻干部，为乡村治理提供物质保障;四是改善干事创业环境，努力创造优优越的工作环境，引进人才，留下人才，让更多的返乡创业人员加入农村经济发展。加强对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私营企业主、返乡务工人员等新生代村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以改变目前村干部年龄渐趋老龄化、学历偏低等难以适应新形势的现状。

　　（二）针对乡村治理“无力治”问题。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落实“基层减负”工作措施，着力解决文山会海反弹回潮问题，着力解决督查檢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问题，着力解决形式主义问题。紧密结合乡村实际，出具体实招，定数量指标。大力精简文件，切实改进文风。一是减少发文量，减少不必要会议。严格控制和大幅度压缩发文数量，确保发文件减少。发扬“短、实、新”文风，坚决压缩文件篇幅，防止穿靴戴帽、冗长空洞，突出针对性、实效性和操作性。设立“无会月”或“无会周”，坚持少开会，开短会，开管用的会。二是加强基层形式主义治理，不让一些异化的留痕管理成为基层干部的重负。坚决纠正过度留痕，优化工作评价标准和方法，不得随意要求基层填表报数、层层上报材料，以免消耗基层干部大量的精力，便于基层集中精力抓落实。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责任落实，增强抓落实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细化任务，务求实效。村级要进一步明确目标、分解任务、强化措施、细化办法、狠抓落实。四是进一步加强乡村规划和人居环境提升。由于情况各异，因地制宜做好乡村规划是首要之选。规划中充分发挥村民自主性，提高乡村规划的可实施性，改变过去规划中的“政府干村民看”“只规划不实施”的现象。通过坐谈、走访、问卷等多种方式调动村民积极参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环境提升整治中的引领作用，紧紧围绕“党建+提升人居环境”思路，建立长效机制，着力提升村容村貌，充分发挥党员的示范带动作用，坚持长期有效、自觉的爱护环境，建设和谐、健康、宜居的美丽乡村。

　　（三）针对乡村治理“无心治”问题。处理好党建和脱贫攻坚工作之间的关系，脱贫攻坚是当前党执政中为国为民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而党建确是重中之重的工作。打好脱贫攻坚战毋庸置疑是一项重点工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日可待，但是必须要有党为其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和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要攥紧“党建”这个核心力量，服务好脱贫攻坚工作，做好坚强的保障，必须是先党建后脱贫攻坚，把党建这个“根基”牢牢抓在手中。一是要强化农村党建工作，加强党员干部党性锻炼，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农村建设带头人;二是正常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加强党员教育管理、促进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有效载体，通过定期开展活动，让党员养成经常参加组织生活的习惯和自觉，增强对党组织的归属感，使党组织更有凝聚力、影响力;三是抓实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充分激发村民的积极性，把广大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从而形成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四是要树立先进治理理念、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法、营造治理环境，不断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下坚实的基础。

　　乡村治理因其内在复杂性，呈现出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内容多变、治理方式多样等特点。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始终坚持用总书记重要论述武装头脑，积极探索创新，既要从顶层设计出发，完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又要从基层实践入手，因地因村制宜，不断提升乡村治理专业化、法治化、社会化、智能化水平，坚持安全、适用、适度、好用的原则，用规划引领乡村建设、群众住房建设，把易地扶贫搬迁、农危改与集镇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深入实施素质提升、脱贫攻坚、产业培育、村庄改造、环境整治、公共服务、乡村文明、乡村治理“八大行动”，依山就势，激活乡村主体的创新力量，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着力打造绿水青山、干净整洁的美丽宜居乡村，努力谱写好新时代乡村善治新篇章。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中的“三化三无”问题及建议

　　松江区政协委员、区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周留昌反映，乡村对于上海这座超大型城市来说，具有稀缺性资源价值。发挥乡村资源优势，需要在科学规划与有效实施之间把握节奏，既要有更精准的发展定位和更长远的战略规划，也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通过调研发现，上海在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农民相对集中居住、优化农村人居环境等重点工作中，落实到区、镇、村的具体实施仍普遍存在以下四方面问题：

　　一、在乡村规划的理念认知层面，存在乡村肌理和乡村特征要素“被弱化”的问题。要警惕以“城市社区再造”的理念规划乡村，特别是在以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为试点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过程中，不能按照城市建设的思路去规划复制，更不能把乡村建成城市风格。切忌在乡村建筑风貌设计中体现“去农村化”的“兵营式”风格，带来乡村文化记忆的丧失。

　　二、在调动农民参与积极性方面，存在农民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问题。诸多国际化大都市推动乡村振兴运动的成功案例显示，乡村振兴“活的”经验和有益创造诞生在一线，归根结底，在于充分尊重和激发农民的主体性作用，让农民广泛参与其中。切忌政府因包揽过多、权责边界不明等带来发展的制约。

　　三、在项目规划和实施进度方面，存在“长期目标短期见效”“过于急于求成”问题。乡村振兴事关百年大计。乡村总体规划、产业造血机制培育等尚需时间，应防范将乡村振兴长期历史任务短期化的倾向，克服推进中的急躁心态。具体到一些涉农土地、资金等相关政策落实，还需因事而异。切忌在推进过程中以“一刀切”的时间节点作为强制性要求，应留有相对灵活的时间和空间余地。

　　四、在目标任务达成效果方面，要防止“以典型塑政绩”、追求“盆景式风景”情况的发生。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和关键，真正以产业为带动的乡村，才可能让乡村活起来，让农民富起来，才可能具有可复制、可推广价值。切忌以财政高成本、高投入换来“盆景式”再造，这将为乡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难题。

　　为此，建议：

　　一、注重乡村价值的保护和挖掘。充分尊重江南水乡的自然肌理和生态脉络，充分保护乡村的生态、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功能，展现其完整复合式生态系统价值。除了深化理念认知，更要在具体的规划和实施过程中下更大功夫研究。

　　二、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在措施方法上激发农民的内生活力和动力。对于如何建房，在哪里建房，建什么样风貌的住房等问题，通过机制和流程再造，进一步明晰推进主体；对于基础性设施建设，以区、镇等财政投入为主，进行整体性推进；对于村民自主建房、修缮、翻建等，充分释放村民自主选择权，在保持风格相对统一的前提下，充分给予自主选择的空间；对于建房出资等问题，从长远考虑应通过建立机制明晰权责。

　　三、注重规划村落建设因时制宜。要慎重把握实施节奏的轻重缓急，必要时，可针对具体实施项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考量，做到市区两级“一事一议”，给予适当的弹性实施时间，避免对项目完工节点要求过死。

　　四、注重考量测评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真正做到不同的项目内容，有不同的特色和价值；不同的区域村落，有不同的空间特征、沿革历史和发展实力；不同的规划方案，有不同的财力构成和资金来源。以更灵活的考量和测评机制予以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给予有步骤、分阶段的科学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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