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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壶叫皮囊壶，为辽代契丹族特有的陶瓷器。契丹是北方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皮制水壶，定居后，孤壶取替了皮壶。造型为扁体，直身，下部丰满，壶两面随形起线，如缝合皮革的痕迹，口部一端有直立的短流，中间凹下，另一端翘起与流口平齐，形似驼峰，两侧有圆孔，可系绳提拿。多陶制品，施绿釉，也有白瓷，为辽代早期产品。早期造型壶身较短，下部肥硕，因形如马蹬，又称“马蹬壶”。中期以后壶身增高，缝合痕也逐渐消失。
皮囊壶分两系列： 一是带穿孔的，统称为孔系，又以孔的多少分为单孔式和双孔式;二是有提梁的，统称为梁系，以壶体和梁的形状不同分矮身横梁式、扁身环梁式和圆身环梁式。
皮囊壶分为瓷质、陶质、金银质、木质等类型，以瓷质、陶质为主。瓷质皮囊壶有许多是白釉的，原因是北方少数民族多尚白，契丹人有“青牛白马”的古老传说，这种喜好影响到契丹人生活的各方面。另一个原因是受定窑影响，定窑精美的白瓷极受契丹人的喜爱。瓷质壶更多的是绿釉和黄釉，这与辽代釉陶的发展有关，辽三彩器是继唐三彩后的又一独具特色的工艺，辽三彩要用黄、绿、白三色，这影响瓷器的用釉，陶质皮囊壶数量远多于瓷质壶。
酒是中国古代“礼治”，借助饮酒活动强化社会等级有序、尊卑贵贱的政治秩序的手段。因此饮酒活动在政治活动中被上升到礼的高度。“以酒成礼”成为古代各民族酒文化发展的重要部分。契丹人在隋朝时期即已懂得用酒来祭祀祖先。随着契丹与中原文化交流不断加深，儒家思想为契丹统治者所接纳，并奉为首要的治国思想。后经太宗至圣宗几代帝王的努力，封建统治日趋完善，以“礼乐治天下”成为辽朝重要统治思想，作为“礼乐治天下”的“酒礼”也深入到辽朝统治的诸多方面。
古代的契丹人生活在“多寒多风”的“大漠之间”，当时气候条件比较恶劣的长城以北地区，在这种生态环境下，契丹人过着“渍毛饮湩，以为衣食”的游牧生活。契丹人喜欢“饮湩”，“湩”为酒的一种，用牛羊乳汁酿制而成，酒，是契丹人日常饮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酒，又是契丹人生活中一种可驱寒护体，通血解毒的饮品。
契丹人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好饮。辽穆宗常到酒家饮酒，曾“观灯于市。银百两市酒，命群臣亦市酒，纵饮三夕”。辽圣宗“承平日久，群方无事，纵酒作乐，无有虚日。与番汉臣下饮会，皆连昼夕书……或自歌舞，或命后妃已下弹琵琶送酒”。
契丹人保留着游牧射猎的生活习俗，实行四时捺钵制度。春捺钵要捕捉鹅雁、凿冰钩鱼。在春捺钵中，皇帝首先捕头鹅，捕获到后，要举行“头鹅宴” 来表示庆贺。《辽史·营卫志》所载春捺钵：“曰鸭子河泺……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赐从人酒，遍散其毛。弋猎网钓，春尽乃还。” 除了头鹅宴外，契丹人平时射猎，也要饮酒为贺。
契丹人四处游牧的生活方式，随身携带的饮酒器别具民族特色，便于在马上携带。契丹人还有其他饮酒器，如：爵，《辽史·吉仪》载：“巫三致辞，每致辞皇后一拜，在位者皆一拜，皇帝皇后各举酒二爵，肉二器”。觞，《辽史·耶律屋质传》载：“耶律刘哥邀驾观樗蒲，捧觞、上寿、袖刀而进。”杯，“辽萧后有琥珀杯二枚，形如半桃核，合之无缝，容酒半升许”。觥，《辽史·耶律义先传》载：“它日侍宴，上命群臣博，负者罚一巨觥。”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景德二年，宋使贺契丹国母生辰，入契丹境内，契丹刺使令‘父老捧卮献酒于马前’”。瓠，《东轩笔录》载：“北蕃每宴人使劝酒，器不一，其间最大者，剖大瓠之半，金，受三升，前后使人无能饮者惟方偕一举而尽。戎主大喜，至今目其器为方家瓠，每宴南使则出之。”盏、斝、瓘、罍，《乘轺录》：“时燕京留守兵马大元帅秦王隆庆，遣副留守秘书大监张肃迎国信置宴于亭中……盏斝皆颇璃黄金扣器。”“虏主座前，先置银盘，有三足，如几状，中有金罍。进酒者升，以瓘盏授二胡竖执之，以置罍侧，进酒者以虚台退，拜于阶下，讫，二胡竖复执瓘盏而下，倾余酒于罍中……”榼，《辽史·奸臣上》载：耶律乙辛出生时，正在路上，其父迭剌“自以得子，欲酒以庆，闻酒香，于草棘间得二榼，因祭东焉”。钟，《辽史拾遗》载：南唐使臣在出使契丹，穆宗“手斟一玉钟酒先自啜，乃以劝臣令饮釂，自旦至日晡始罢”。樽，《辽史·耶律斜涅赤传》载：耶律斜涅赤“早隶太祖幕下，尝有疾，赐樽酒饮而愈”。这些都反映了契丹酒具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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