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原因与影响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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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原因与影响1篇

　　五四运动的开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温床，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国内阶级矛盾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发生、发展的。这一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坚持“大同”理想，在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中依据中国国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下面就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影响深远的历史原因进行分析。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文化拓展开辟了空间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强制性的侵略方式送来了所谓的“西方文明”.这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碰撞，而结果是落后的封建制度失败了。对于一直自诩“天朝上国”的中国人而言，被迫接受“西方文明”是一段较为痛苦的心路历程，并为中国带来了很大灾难。

　　中国社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实现了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第一次完整过渡。西方文明在由表及里、由浅至深的渗入中逐步实现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认同。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坚持民主与科学，后期注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张反对旧文学、反对旧道德、反对封建迷信；在西风美雨中跨越传统的文化障碍，积极推行“拿来主义”,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与思想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思想流派百花齐放。不同阵营、不同阅历、不同个性、不同角色的思想流派对西方文化方面具有不同的看法与观念，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元化发展方面奠定了更为开放的文化基础。各种文明相互碰撞，为人类文明的交融、互动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拓宽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形式。文明是属于世界，没有国界划定的。一种文明的诞生，是一个民族长期实践的历史产物。为了积极应对民族生存和发展中的不利因素，传统文化会及时做出局部结构的调整、更新，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形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华民族在国家危亡时刻对典型传统文化进行的一次文化大调整、大变迁，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大解放，迎来了文化发展的一大高潮。为了挽救国家于危难，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将视线投向西方的先进文化，希望通过思想解放实现中国的综合发展，为中国找出一条救国之路。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条救国之路传入中国，并影响深远。究其广泛传播原因，必须从当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条件进行具体分析。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由当时一定的思想文化来反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和马克思主义影响传播的根本原因是国内政治混乱，军阀统治对外卖国、对内掠夺压榨，人民困苦不堪，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从客观意义上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大洗礼，呈现出五四百家争鸣的开放性文化氛围，为东西方文化碰撞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的融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深层文化心理机制。

　　二、“大同”理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源泉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打开了大门，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内外交困中不断向西方学习其先进器物、先进制度、先进思想，寻找一条治国之路。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西方社会的大倒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式国家制度的理想追求被打破，开始寻求既能赶超西方社会又能富强中国的救国理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成为选择的重要依据。

　　“大同”理想社会由来已久，早在《礼记·礼运篇》中就有记载。魏晋时期着名文人陶渊明着作《桃花源记》、太平天国运动的前期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以及康有为的“大同”学说，都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对“天下为公、社会大同”状态无限向往的延续。浓厚的文化积淀，为社会主义思想的认同与接受奠定了思想基础，拉近了中国人民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距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同社会”的基本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同”社会理想追求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统一，是对无国界主义的太平社会的向往，是深刻历史文化下的人类意识发展。这与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人人平等自由全面发展、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马克思主义提倡的共产主义社会很是类似。

　　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大同”社会理想与乌托邦理论都具备浓厚的空想主义。企图用道德观念管理整个社会，用主观能动消除各种不平等状况，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严重违背，也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之一三大理论来源之一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很是趋同。

　　“大同”理想以中国古代社会的农耕文明为基础，充斥着人们美好的道德生活追求，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下人们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与设计。符合马克思主义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基本理论。

　　“大同”社会理想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选择的重要推动力。任何异质文化的成功输入是以本国本土文化的认可为前提的。在此情况下，接受主体才能对外来文化与已有文化传统产生共鸣与互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与中国“大同”理想之间社会政治文化心理层面的辅助、共融。中国先进分子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天下为公”;社会主义理想提倡人道主义观念，符合中国的“道德理想”;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人民观趋同于“大同”里面的民本思想；社会主义目标和国际主义原则在“大同”理想的“世界主义”中已有提到。

　　总之，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是历史必然。“大同”社会理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与实践行动得到证明，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的民族文化思想基础，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完善、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思想根源。

　　三、马克思主义被中国选择的文化渊源

　　1.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大同”社会理想为他们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是中国选择西方先进文化的前提，必须在批判中继承，逐步实现中国化。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将“大同”理想与“世界联邦”构想相融合，十月革命揭开了世界大同过程的序幕，在世界社会组织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人类组织的大联合，实现各种族间的无国界发展。中共一大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认为社会理论境界要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努力实现“大同主义”,提倡中国人民要与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创建世界大同。毛泽东等新时代的优秀青年深受前辈康有为《大同书》影响，将列宁主张的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大同进行理解。

　　2.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具备较为开放的思想文化空间

　　革命先驱们先后发动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试图通过向西方社会先进器物、制度的学习，摆脱中华民族面临的严重危机。实现以中国“大同”理想为基础，将西方政治文明运用到中国社会发展与实践中，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曾进行过这一伟大尝试。“大同”理念的历史和文化特征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形式，已不能适应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和世界政治局势的大变化，必须有所调整。康有为在《大同书》等着作中，就是将古代“大同”学说与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相结合的系统性阐述，为“大同”学说赋以新的含义，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特点。梁启超的“世界大同”是借助中国古代的乌托邦精神领悟世界政治格局及世界格局中中国的具体地位。这是对西方政治理论和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优化选择，积极推动人类社会的和平、统一与平等。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主张的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就是以社会主义与传统“大同”社会理想为主要框架构建的，甚至以“大同主义”理念进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全面解读。

　　自中国近代史序幕拉开以来，先进的封建地主、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试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因素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都失败了。一次次的惨败教训，强化了民众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失望心理，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力理论的输入创造了机会。

　　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历程，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的优良资源为其提供了充分的理论空间。“大同”理想的趋同认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认同感，为马克思主义植根中国奠定了肥沃的土壤，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理论主导者。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为无产阶级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思想解放与引领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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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王宜胜。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根源[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13（02）。

　　[3]韦燕萍。论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J].理论观察，2013（07）。

　　[4]王彦坦。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兼论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绩，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原因与影响2篇

　　一、从国外直接学习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并未在中国传播开来之际，中国有很多人去往日本留学，并且中国最早真正接触过马克思的人，可以说就是从日本开始的。早期有很多思潮，然而我们通过史实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但凡能被早期中国留学生接受的，都是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这些思想有日本的“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这些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思想，仔细来看，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又有着很大程度的切合，又与孟子的小农思想有着某种不谋而和的地方，这其中的种种我觉得这都与中国千年的文化根基与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毕竟在熟读四书五经与满是道德文章的之后，中国这个古老帝国之下的臣民，对于一个安逸的社会是非常的向往之的。

　　早期留日学生中，有许多人都在日本寻找自己心目中的救亡图存道路。其中周作人就曾尝试“新村主义”，这种主义类似于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所不同的恐怕要属他们的社会生产力是不同的，欧文的公社是一种建立在工业文明的时期，而日本的新村主义确是不太发达的阶段。它主要是一些农民组成的，新式村社当中人们过上了原始的生活，这种生活使得村社与周围的村舍脱离，村里的人一起劳作，一起吃饭，有统一的作息时间，看起来幸福无比，周作人当时被这样的生活所深深的吸引，只是可能是由于时间较为短暂的关系，周作人并没有得出一个全面的结论，就是与外界的隔绝可以说使得新村的维持走上了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而新村得以存下去的原因完全是靠的创办人的稿费维持下去的。美好的愿望与现实的生活的差距，这种就需要一种较为科学的学说去为这种美好愿景找到一条道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说，之所以被称之为一门科学，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为我们指明方向的同时还为我们具体剖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当中，大部分都是把他当成众多的学问当中的一门，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想到会在后来的日子这样一门对未来充满美好愿景，同时还超越当时社会状况的，研究更高一层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的社会，会在若干年以后成为了救国图存的利器。

　　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人物当属辛德秋水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曾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1930我在日本读过辛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感到这种学说很新鲜，不过那时候一面在学校紧张的学习，一面着重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对于这种学说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放过去了。这时又看到这种学说，感到格外亲切。社会主义书籍中描述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大大的鼓舞了我，使我想起了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的大同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的脑子里交织成了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早期的学者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是有一种能救万民于水火的感觉，思考当时在社会主义还不发达的阶段。

　　二、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扎根

　　马克思主义原本是从中华文化圈以外的地方传入我国的，可以说外国文化与本国文化的融合，是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特征所致。自古至今中华文明都是在不断的融合与不断的创新之中才得以延续发展。例如佛教的传入与中国本土儒家的结合，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就一直处于中国文化的上层，因为历史证明他是能被中国文化所利用的。话题转回，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样是外来文化的传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生的年代与我们较近，再加上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人们猛然从西方文明当中找到的这条出路（五四运动以后探索的结果），从很大意义上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只是同以往中国先民对待其他所有思想一样，这样的思想并不是“拿来主义”就符合中国的需求，而是经过不断的加工与创新，才与中国的国情具有了相适应的因素。

　　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有一个从产生到灭亡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他顺应时代需求而产生的，当时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一个必要的时代而最终不适应时代的潮流。同样，在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他在东方的发展，要想真正的融入到东方社会，又必须具有东方的基础，扎根于东方的泥土。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深刻的指出，东方社会由于其自身历史的特点，可以不用像西方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很发达阶段，就可以跨越式的取得社会主义的成功。显然马克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但是并未给我们指出具体怎样操作。

　　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天朝上国的迷梦被打破以后，人们的思维产生了极大的振动。许多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方的强大以及中华民族的种种弊病。他们像西方学习，其中给古老帝国带来的许多东西当中就有一种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最早提到“马克思主义”这个词的应当属于梁启超。1902年9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期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对马克思作了简要介绍。“麦咯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日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咯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麦咯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从梁启超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带有传统中国儒家思想的东西。只言片语之中，透露出梁启超对于传统儒家的仁义道德的观察，以“天下为己任”“造福百姓”等思想，可以说对于弱者的同情是中华民族骨子里的思想。帝王将相之于黎民百姓或许有许多的压迫，但是“兼济天下”的思想几乎是读书人骨髓里的东西。

　　三、马克思主义最终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最终在中国的土壤里吸取养分，终究是因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早期的文化分子处于东西文化交汇处，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优良基因相结合就具有多方面的优势，早期的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注重正己和自身修养，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自成一套体系。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思想部分对后来的中国共产的主要继承者们普遍的都大有裨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都批判地吸取了其中的积极思想，在党的建设方面重视思想教育，重视党性修养和主观世界的改造，形成了一整套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和方法，保证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党的任务的完成。

　　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阶段，党内大部分人都出生于知识分子阶层、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其中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都普遍接受旧式教育。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许多国外学者看来几乎不可能，因为他诞生于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对于一个工人阶级解放理论学说，让农民去了解并且参与其中实在不可思议。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扎根于旧式中国的农村，其原因何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之所以能在广大农村进行，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中国化了。有正确的路线指引，更重要的一条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党性修养。而这一条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修养相结合的产物。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上，大部分学者只注意两者相一致、相契合方面的结合，而忽视了两者各具特色，相互补的方面的结合。其实，就文化交往而言，两者各自特有、互通有无、互补相成方面的结合更为重要，更有价值。总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是由未脱离旧式教育的思想家，学者们去进行的，这种由外而内，内部消化后通过自身素养提炼，表达给外界的思潮，既具有外国文化的先进部分，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有的自身修养的内涵。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简单地理解为引用中国历史文化的思想资料来注释和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这是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也应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总结和概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中国历史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原因与影响3篇

　　[摘要]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器物阶段的学习；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政治体制方面的学习；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层次的学习。五四运动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本文通过简要介绍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背景，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来说明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关键词]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中国革命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3）01—0018—03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中国人学习西方经历了由早期的器物学习到政治体制学习的过程，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掀起了中国学习西方的又一个新层次——思想文化层面的学习。但在先进的中国人一味地学习西方的时候，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使中国人认清了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则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文通过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背景，探讨先进的中国人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思想，转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转变过程，并揭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来说明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背景

　　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清帝国被动的进入了近代化进程，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甚至更进一步的认识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于是，从“师夷长技以自强”到办议会﹑兴民权﹑闹革命，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起的自强运动到新兴的资产阶级发起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人不再也没有能力执行“以夷制夷”的对外政策了，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味地鄙夷﹑抵制﹑不接受到逐渐的接近﹑了解﹑学习，这些思想意识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也逐渐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着，并指导着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着更为深刻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几千年形成的社会观念、思想意识﹑民族心态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部更新甚或丢掉。而中国人学习西方也经历了逐步深入的过程，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对西方的器物阶段的学习及其成果，在甲午海战中被敌人的炮火轰得灰飞烟灭。以戊戌变法为标志，中国人对西方的学习深化到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层次的学习了。辛亥革命则更为彻底的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有皇帝的时代。就在中国人欢欣鼓舞的时候，袁世凯的背叛和军阀割据的混乱埋葬了辛亥革命的光辉。

　　皇帝没有了，军阀来了；传统被推翻了，而新范式还没有建立起来。未来的中国该向何处去呢？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在《敬告青年》的发刊词中，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主张〔1〕，鼓吹“科学与人权”并重，这即是不久后提出的“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的先声。这在中国数千年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如此激烈的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少见的。新文化运动之前，以不断的有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具有新的思想﹑观念﹑议论﹑主张，但这些思想﹑主张仅仅停留在理智认识的水平，尚远未构成某种真正的心态变化。辛亥这一代的心态只是开始转换，传统还占压倒性优势；五四新文化这一代却勇敢地突破传统，正式实现着这一转换。如果说，前者还只是黎明前的序幕，那么，新时代的黎明便正式揭幕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了中国对西方冲击的第三阶段回应，标志了从传统的中国基础向完全西化的进一步转变。这场运动本质上是一场“社会——政治——思想”革命，目的是要赢得民族独立、个人解放，以及创造一种新文化，批判地和科学地重估民族遗产及有选择的接受外国文化。这场运动的领导者认为，“思想基础”的彻底改变，是现代化和民族振兴的先决条件。旧道德、旧习俗﹑旧文学﹑旧的社会关系，以及旧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都受到了贬抑性的攻击，以为新兴的体制开辟道路。然而，新文化却姗姗来迟，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摧毁过去方面比创造未来方面更为有效。〔2〕它的主要成功，在于引进了西方的思想和摧毁了中国的传统，而不是创造了新的思想体系和新的哲学学派。但是，却为创造性采用外国观念和体制，以处理中国的局势，奠定了基础。就在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貌似要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显露无疑，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思想产生了深深的质疑。而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则充分暴露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本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国该向何处去？中国的未来又在哪里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少数留学生知识分子便知道并介绍过马克思及其学说轮廓，但在中国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马克思主义是与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一起，被中国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欢迎、所接受、所传播、所信仰。与俄国曾经过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多年介绍、翻译、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思想理论的准备阶段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天所展现的便是这种革命实践性格。而且，较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或者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由实践行动所提供的大量现实的经验和教训。近现代救亡主题的急迫现实和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要求中国需要有一种理性的信仰来作为行动的指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效果使这种潜在的要求变为现实。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特点进行研究，对研究其传播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或许也将有所裨益。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形成，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为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第一个“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4〕。没有哪一种哲学或理论，能在现代世界史上留下如此深重的影响有如马克思主义，它在俄国和中国占据统治地位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决定和支配了十几亿人和好几代人的命运，并从而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5〕。俄国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内，本文只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及其传播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第一，20世纪早期，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是“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本是来源于西方的一种理论学说，经过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注意力转向了俄国，他们在实践中逐渐地形成了“以俄为师”的朴素观念，试图以之为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改造中国社会。1918年至1919年初，李大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赞赏与支持。1919年5月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可说是第一篇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长文，也标志着中国最早一批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李大钊也被誉为“在中国大地上第一个举起马克思主义大旗的人”。这时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根据本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炼的变种，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

　　第二，早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有着各方面丰富的内容，但真正极大地打动﹑影响﹑渗透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心灵和头脑中的，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个重大发现，剩余价值学说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石。但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刚才起步，无产阶级也非常薄弱，连进行宣传鼓动的厂矿企业都少得可怜，剩余价值学说的实用性质和实用范围都非常有限。李大钊、陈独秀所接受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又是与列宁坚决反对第二国际的议会道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但直接决定了他们对中国现实斗争道路的选择（不走社会民主党的和平道路，而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道路），而且也决定了他们所接受和理解的唯物史观，总是与激烈的阶级斗争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第三，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很强的革命实践性格。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对理论的需要程度，以及这种理论满足国家的需要程度。”〔6〕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两大主要任务。马克思主义刚一传到中国，即面临着中国现实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便被作为指导当前革命斗争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天所展现的便是这种革命实践性格。十月革命之后，经过“五次大论战”，特别是“问题”与“主义”之争，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强有力地思想武器与理论指导。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理论基础与阶级基础。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不是作为一种学理上的探究，而是出于救国救民的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在以后的中国革命斗争中日益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从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独立的形态，它刚一传入中国就不得不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而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则把它作为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南加以传播。中国革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为不同的阶段，所以，中国的革命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革命时期所发挥的理论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本文只研究早期即五四新文化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这样才更具体，也更有意义。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历史就一直面临着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这两大任务。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直在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流派中苦苦地寻觅着各种救国道路。五四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异常活跃，西方世界的各种思潮纷纷传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由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支涓涓细流，变成了磅礴的大潮，在中国思想界澎湃激荡。

　　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指导地位的确立，是伴随着与各种错误思想的论争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百般加以阻挠和压制。十月革命之后，北洋军阀政府对在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人士大肆逮捕，掀起了白色恐怖式的文化统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遭到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实用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反对与攻击。但这并没有吓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奠基者们，通过五次大论战，特别是与无政府主义者们的论战，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以及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界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奠基者们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更加明确了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使马克思主义在未来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完善。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五四运动前期以北京为中心，广大爱国学生是运动的主力军。后期则在上海的工人阶级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促使它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实际上成为中国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随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如雨后春笋般的相继成立，他们的性质相同，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领导工人成立工会，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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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徐中约.中国近代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407.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8.

　　〔5〕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8：150.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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