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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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

　　饮食在归属社会群体身份认同方面的功能不容忽视。在社会历史变迁进程中，饮食与社会群体身份认同间始终存在密切关联。中国历史上，饮食即被用做“华夷之辨”的核心依据，不食谷物、食物不经烹饪的周边部族因此区别于华夏。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后，食物与社会群体间的认同联结更趋清晰，“具体的食物与饮食偏好成为一个国家(地区)与民族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口味的巨大差别也会被认同是区分不同国家(地区)和文化的标志”[1]5.饮食不只是国家文化象征的构件，更同民族主义密切关联。以不同学术视角考察饮食有不同侧重，历史学视角着重考察饮食的变迁、传播及其影响社会的效能等;人类学视角侧重于饮食的意义与做法，并进一步思考其与文化间的联系;政治学视角多研讨饮食的生产、分配及消费模式，着重审视其在国家政治话语中的功能。在功能主义理论的框架下，饮食同仪式、身份、宗教、社会关系间的问题被反复研讨。同人类社会生活存在密切关联的饮食，由生存属性到社交属性，再到仪式属性，逐级呈递。“饮食系统总是建立在人们该吃什么，如何吃，为什么吃，在什么情况下吃等模式之上，体现了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涉及人的思想、信仰、行为、艺术等。同时，人们也通过食物来维持社会和身体的意义。”[2]203 经历了特定的社会编码后，以饮食为中心形成了地域饮食文化，饮食逐步具备了特定的社交属性，在事实层面生成了社会生活中个体联结的互动链。饮食的意义功能逐步超越了其本质层面的实用功能，赋予了特定的象征意义。人们开始借助饮食来表达自己在种族、宗教、阶级等不同维度的认同，饮食被用于规范和表达身份认同。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面临着空前复杂的形势，要想凝结处于高频流动过程中个体的共同体意识，须通过持续性的认同构筑来完成，以超越地域性的共同体认同进行统领，即“在国民整体结构的框架内构建了一套国民差异化的制度机制”[3]20.从而达到调整并平衡异质性与整体性间张力的目的。饮食文化同样是构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核心维度。日常社会生活中，人们在食物获取、加工制作以及地域饮食习俗方面，展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共有的饮食文化认同连接了全体国民，交织了全体国民的归属感，规范着全体国民的认同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效的“文化黏合剂”，在阻断不断呈现的离散趋势的同时提供反向作用力，进一步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合进程，持续推动着国民整体化进程，为中华现代国家发展筑牢了根基。

　　一、身份认同塑造中饮食文化的符号性功能

　　全球化时代，个体“离散”于生长地域已趋常态化，人们脱离地域性、依附性的关系束缚，在现代化塑造的城市化进程中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开启了更大范围的流动。高频流动中的个体，沟通了共同体地域范围内的城市与乡镇，扮演了“桥梁”角色，使“离散”成为重塑现代社会的能动性力量。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饮食文化，其符号性功能在人口“离散”趋向下愈发显著。“饮食象征文化通过主体把外在的饮食活动与其内在的观念意识、心理状态及思维方式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一个人与物、物与物、人与人相互联系和相互转换的系统结构。”[4]4以饮食象征为指引，人们能够超越地域、时空束缚回溯本源，直指个体身份认同。有关饮食与身份认同的探讨，在诸多文化中早有呈现。印度文化中即存在“一个人就等同于他吃什么”的说法，法国文化中亦有“告诉我你吃了什么，我就能告诉你你是谁”的类似表述，标明了饮食与身份认同的密切关系。[1]2

　　(一)饮食文化是构筑身份认同的生存性符号

　　饮食文化的选择是人类适应自然生态环境的理性行为，彰显了人类“顺天时”的理念。“当我们深入某一个民族，从其生活方式中寻找该民族的线索时，总能够找到反映其特征的符号。这些符号往往不是抽象的图像或想象，而是显现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项。”[5]76论及彰显地域社会群体属性的具体标记特征，最普遍且常见的当属饮食。第一，饮食奠定了生存生活的基础。“民以食为天”，饮食首先满足的是个体生存的基本需要，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饮食文化伴随人类文明的始终长期普遍存在。本质来看，饮食是人类维系生存和生理需求的根基要件。第二，饮食充任了身份构建的标识。人们特定的饮食习惯与品味养成于地域环境内的长期生活与实践，在同身体感官经验相结合后，烙印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之中，在长期烹饪、食用的过程中得以持续巩固并不断形成相应的“身体感”。人们以饮食文化为中心，开启了丰富多元交流互动，并依靠饮食来“判别族群、文化变迁、历法与家庭食物，以及社会交往”[6]194.第三，饮食关联了情感认同的想象。在满足个体生理性需求的基础上，饮食锚定了个体的情感记忆，使个体同特定地理空间相联结。“饮食习惯的保持与维护会起到一种凝聚与稳固的力量。”[7]47超乎于味蕾的饮食文化，对地域社会群体成员具备极强的穿透力，在流动过程中不断传播着被赋予的社会价值、集体记忆和共同想象。

　　(二)饮食文化是凝合身份认同的联结性符号

　　王朝国家时代，饮食就是“华夷之辨”的标志性符号。民族国家时代，饮食和社会群体间的联系更加明晰，“具体的食物与饮食偏好成为一个国家(地区)与民族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口味的巨大差别也会被认同是区分不同国家(地区)和文化的标志。”[1]4～5作为个体生存选择的饮食，在介入具体实践后，便从一般生活物品擢升为承载文化内涵的标记物而通行于地域社会，经内涵生产而具备特定的联结性。第一，饮食文化连通家乡记忆。“我是谁?”“家乡何在?”“以何思乡?”等牵涉身份认同的核心问题对个体而言长期存在。在迁移、流动过程中，家乡味道始终难以“摆脱”，并在高频度、广向度的流动趋向下不断清晰丰富，为个体提供了情感维度的绝佳慰藉。置身异乡的个体通过复现家乡味道实现了对家乡的记忆与想象，在身份层面找到了归属与认同。第二，饮食文化承载集体记忆。饮食为个体想象集体提供了最为生活化的支点，并在一日三餐中赋予了个体家园感。虽然烹饪手法随时代发展与社会变迁不停变化，但在个体成员看来，饮食的本质味道历经沧桑穿梭时空而来，是恒定不变的，是个体关联集体的基础性情感纽带，使个体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借由熟悉的饮食反复重温集体记忆。在“多变”的时代，“不变”的饮食充任了特殊意象，贯穿于个体的集体记忆之中。第三，饮食文化表达认同归属。饮食兼具唤起主体情感记忆的功能，在时空维度追溯过去、联结彼此，使人们能够借食物的形态、味道等外化特征找到鲜明但趋向隐去的本我，为个体提供时空联结点。像饺子这样符号性特征鲜明的食物，已演化为呼唤情感共鸣的特殊意象，使个体无论置身何处均能产生保存过去生活方式的感觉。“贪恋”特定食物及其对集体传统生活方式的传袭与再现，就是个体表达认同归属的常见方式。

　　(三)饮食文化是区别身份认同的界限性符号

　　“在特定的节日或者时令消费某种特别的食物都是饮食作为族群边界符号的特征。”[8]17在异文化环境中，饮食锚定身份认同，为个体的自我定义提供参照物。在思考“我者”与“他者”间关系时，饮食扮演了积极角色。在与“他者”持续接触过程中，边界得以确认，进而界定了“我者”。如大贯美惠子所指，“一个民族的烹调方法，或者一种特别的食物，常常标记着集体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边界，例如作为区别他者的依据”[9]1.第一，以饮食文化指向身份认同。饮食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和人的本能紧密联系，经内化成为文化的构成要件。饮食直接关联个体的归属感，往往充任身份属性与情感需求的隐喻，以社会交际、情感交流的纽带形式呈现。以饮食文化为参照，个体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完成了“自我标记”，确立了各自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在演化为认同符号的过程中，饮食文化链接了个体的情感记忆，直接作用于处在社会群体中的个体。第二，以饮食文化确立身份认同。个体的饮食习惯在形成后往往具备固化性特征，在生成联结身份认同的特定饮食记忆后，关乎饮食的习俗、礼仪、禁忌“牢不可破”，直接反映地域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在同“他者”饮食文化接触的过程中，甚至会产生排异乃至抵触。不同地域间社会群体根据饮食文化差异区分彼此，藉此强化了自身的身份认同。第三，以饮食文化展演身份认同。人们在饮食文化中选取了其中的显著点，作为传袭集体意涵的符号来表述自身的社会群体身份。在进入人们主观建构的身份认同区分体系后，饮食上升为一种可被展演、被感知的文化符号，作用于边界维持。而产生这样区分表征的社会现实本相，正是地域范围之上个体的地方社会认同情境。伴随着区分表征的固定化，其对个体的规导能力亦随之提升。

　　(四)饮食文化是回溯身份认同的地域性符号

　　人们格外关注地域与饮食间的关系。地域环境中的资源分布与生长周期直接影响地域人群饮食习惯的形成，当饮食习惯转化为地域性认同后，重新作用于地域人群，使饮食文化表现出地域性特征。由“家”到“国”，饮食作为一种特殊语言参与进个体的家国情怀构筑进程，以特定话语叙事编织个体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记忆。第一，饮食文化内蕴家国情感。饮食记忆是人们在长期经历、体验过程中不断生成的，直接关联地域特定资源与习俗。饮食文化以物态化形式直观呈现了地域文化特征，汇聚了个体最为普遍的情感认同，为生成共有身份认同提供了基础。个体能够在饮食过程中产生相应的味道记忆，并进一步找到文化意义层面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实现自我乃至彼此间的身份认同确认。第二，饮食文化标记地域特征。“食物是深深嵌入所依存的自然环境(气候、土地、地形等)以及人文环境(传统生成技术、地方信仰、社会文化与价值)中的”[10]169.生长在不同地域文化环境中的个体，通过各自的菜单就能确定彼此的认同。饮食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深受“在地”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影响，在气候、物产、习俗、信仰等多维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构了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围绕饮食与生产而形成的诸多文化事项，表现了地域范围内社会群体的核心特征，具备突出的文化标记性。第三，饮食文化嵌进仪式互动。“无论何处，几乎任何礼仪在仪式过程中的某一阶段都牵涉到吃和(或)喝，而与之有关的食物和饮料绝不是随意安排的。活兽肉、死兽肉、生食、熟食，在几乎每一个为仪式限定的礼物交换系统中，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11]61饮食文化作为信息传递的符号，反映着群体性文化现象，并在仪式庆典、社会交际、节日庆祝、祭祀、宗教等多种社会活动中充任象征符号，传递着特定信息，产生着赋予意义。

　　二、个体饮食文化认同的在地化构建

　　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密织的背景下，国民在国家内部经常性、持续性流动，国民间交往交流频次骤升，曾经人口均质化的分布状态被改变，国民身份内涵更趋多元化、复杂化。在进入新的社会环境时，国民首要面对的就是情境下的身份轉换问题，不同的对话与交往背景使国民在关联互动过程中不断感知到或强或若的差异，亟需在与“他者”交往过程中对身份认同进行适应性调整。个体在地化进程中，首要任务就是适应新环境并接纳在地饮食文化，以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在此过程中，“人们通过对饮食的选择，重新建构着自己的身份”[12]99.饮食习惯的在地化转换直接关联国民身份认同的位移，饮食习惯实现在地化能够使个体在形成同当地居民共同的社会身份认同感后进一步生成融入感，这意味着个体本身的由“客”化“主”转换，为情境维度下构建身份认同意识产生效能。

　　(一)个体饮食文化认同的在地化调适

　　饮食文化在集体记忆中发挥着重要的叙事功能，被用来划分社会群体。特定的饮食在地域社会话语体系中具备特定意义，同时与话语体系中的其他符号相结合在社会群体中发挥赋予功能。通过观察人们在有意展演或无意流露时的各类表征，可以看到社会现实本相与表征间作用的交互性。第一，个体饮食指向的原生性。“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13]35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饮食文化不断上升为群体的特征符号存在。事实上，社会人的行为或多或少受“符号化思维”的影响。个体在符号感知的“文化指向”下进行相应的社会化行为，并藉由对符号体系的认同与归属逐步构建相应的集体身份认同与归属。即使个体在脱离原生社会环境后在生活习性等方面形成了在地化的适应性调整，但仍难以完全割弃原生文化的影响，最鲜明的实例就是日常饮食习惯。第二，个体饮食价值的变动性。饮食文化并不局限于“吃”本身，更涵盖相关的生产、传播、共享等多重行为活动，充斥于人们的家庭和日常社会生活之中。作为人们的自觉性行为，饮食活动同地域范围内特定的社会文化呈直接关联性，特定的饮食实践对地域饮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备相应的反作用力。于集体而言，共同的饮食文化蕴含着其在评判及价值标准方面的共享，有助于增强集体性身份认同。当集体基于特定饮食构筑身份认同时，饮食即充任多元社会环境的过滤机制，提供了定义与再定义的场域。第三，个体饮食话语的可塑性。人们基于各异的社会环境创造并构建了各自的饮食文化，饮食文化内涵随社会环境变迁而变化。无论基于生存还是发展，个体均须同新地域环境进行交往互动，饮食在“文化适应”过程中难以避免，是身份构建的核心任务。中国历史上生活在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其饮食文化即伴随着定居过程中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产生了适应性转变。长期在固定地域范围内生产生活，将使个体文化身份逐步稳固，在成为集体成员的同时被赋予相应的“文化身份”，尤以后天习得的饮食习性和语言习惯最为鲜明。

　　(二)个体饮食文化认同的在地化交互

　　社会发展至今，饮食已丰富为受多维因素影响的文化现象与社会活动，是承载地域文化传统的象征性符号。一方面，饮食文化通过“内嵌”进饮食而相互作用，使地域社会能够依靠饮食文化区分社会间差异，并作为确认社会秩序和社会本身文化意义的手段存在。另一方面，饮食文化就是对地域文化的仪式性展演，浓缩着地域文化的思想、意识与情感。饮食象征文化作为主体间信息传递形式，可直观反映人际间的内在关系，使不同主体借助饮食这一客体媒介实现彼此间的心理交流乃至更深层次的认同。第一，溯清认同起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从身份来想象其对应的饮食，并尝试从饮食来认同和强化其身份”[14]155～156.饮食是直抵文化核心的进路，饮食在情感层面给予了个体归属感，“家乡味道”以身份和文化标识的形式存在，探讨饮食与身份认同间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同饮食相关的地域社会集体。“故乡这个地方的味蕾转化成一种文化味蕾——我们透过饮食这种方式延续了对家乡、对故园文化的记忆和认同。”[15]63以家庭为单位传袭下来的地域饮食习惯，为个体烙印上了强烈的地域文化标签。第二，构建认同联结。现代化、城市化共同稀释了人们传统的家乡文化习俗，人们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意识渐呈多元化。但在地意识与归属意识的错位、生活选择与文化认同的非同构，使人们的行为表现出复杂性。事实上，人们的家乡文化记忆仍植根于日常行为之中，在社会生活与节日饮食中直观呈现。个体在进行空间转换后，面对地域间差异性文化所引致的内在冲突，往往会选择在借鉴迁入地饮食文化的同时留存自身长期以来的饮食偏好。在此背景下，亟需探索共同饮食的联结点以实现个体在地与归属意识的交错共构，以实现对个体的日常浸润。第三，实现认同再造。全球化进程中，地方性与民族性的构建离不开食物消费过程。饮食在社会群体的自我理解、自我认同进路中具备突出效能。个体在流动过程中，通过饮食与在地构建起联系，并借助饮食延展了时空双维度的社会关系链，拉伸了社会关系的广度。伴随个体的适应与沉淀，一方面“家乡饮食”在个体在地化进程中不断植入，另一方面个体原生饮食习惯逐步位移，其对在地饮食的接纳度不断提升。在原生饮食文化和在地饮食文化二元认同浸润交融的背景下，个体意识在饮食场域中表现出在地化。

　　(三)个体饮食文化认同的在地化构筑

　　饮食是可以流动、传播、整合的，不仅能够充任边界，还能够在交融中消解边界。个体在流动过程中一并携带着原生饮食文化，并在高频流动中引致饮食间的碰撞与糅汇，使饮食文化在挣脱传统地域束缚过程中不断生成新形式。在地交融生成的新饮食，内嵌个体对于维持原生生活方式的尝试，同时汇集了个体对在地饮食的接纳，标志着饮食文化间边界的消融。第一，塑造文化性身体。“由于‘食物’经常被视为造成或影响人的‘内在身体’的东西，因此人们常以‘食物’来表达群体认同及与其他群体的区分。”[16]45饮食在供给人们生物性身体的同时，亦塑造着人们的文化性身体。人们对饮食文化进行选择、挖掘与诠释，使其在交流交往过程中不断转化为各类文化符号，维持着各类社会边界，甚至造成社会边界的变迁。当饮食被购买、被消费时，所携带的原生文化符号通过饮食进行表现，同时彰显出深层次的文化归属、地域特征乃至集体记忆。第二，明确在地认同取向。仰赖饮食获得生理和社会化经验后，人们能够以饮食表达特定认同诉求。在对外传递地域文化和生活信息的过程中，“家乡味道”为人们的认知和想象提供了进路。事实上，“家乡味道”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在新环境扎根定居后，移民者及其后代一般都会吃体现文化延续性的食物以及与当地环境文化互动出现的改造食物。享用家乡美食或民族美食与个人作为特定民族范畴的自我意识相关”[17]5.在地饮食文化与原生饮食文化交融，使個体意识的认同趋向在二者间不断位移，并不断指向经交融而生的新饮食文化。第三，着力实现双向互构。认同是双向性的社会识别行为，是自我与他者的统一。个体在思乡时往往会藉“家乡味道”进行情感表达。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个体不得不借鉴、吸纳诸多在地饮食特征，对家乡饮食进行在地化的适应性改造与再发明。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在适应地方文化环境后，最终都会实现以通晓地方方言、习惯地方饮食为标志的在地化。可以说，保持原生饮食使个体在情感维度同家乡相连，表达了情感认同;习惯在地饮食使个体在现实维度同地域联结，表达了身份认同。

　　三、构筑中华饮食文化认同的基础

　　饮食问题是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围绕饮食，产生并形成了系列文化现象，满足了人们的生理、心理乃至社会需要。在社会活动中，人们所采取的饮食行为往往具备鲜明的象征性，契合了人们对于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表达的诉求，内蕴相应的文化意涵。牵涉身份认同时，饮食文化作为社会区分体系中重要的表征符号存在。“是什么，即吃什么”与“吃什么，即是什么”二者表里同构，饮食在区分人群的同时进一步彰显认同。经与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等要素相结合，饮食文化所生成的诸多符号经结构性转化形成表征，经成员使用、扩散、重复而作用于社会现实本相。

　　(一)把握各地域饮食文化的同一性

　　个体饮食行为是构成广泛社会体系的重要部分。在饮食文化的话语形式下，国民能够借助其共享性特征实现情感交互，并依靠其兼容性特征实现内涵的时效性更新。以最常见的土地为例，“土地在产生象征性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断向外衍生的过程。例如土地的象征性就会延续到土地所产的农产品和在这片土地上所饲养的动物之上，即从‘我们的土地’到‘我们的食物’。而实际上，这种‘我们的食物’更加近似于一种‘想象的共同体’”[18]116.第一，提供认同凝一的价值纽带。社会群体内部成员均沿袭饮食文化规范，饮食文化形构了社会群体的外在表征，在演化为文化符号后成为有效区分彼此的核心标识。在社会聚合过程中，共同饮食属于中心环节，共有的饮食文化认同有助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国民增进彼此间的理解。饮食文化在提供着共同性的同时，亦充任着社会群体凝结的纽带。对饮食文化的坚守，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有效强化了相应的认同与归属。第二，提供饮食文化的规范场域。饮食文化认同是深层次的、稳固性的身份认同。相同或相近的饮食文化，赋予了人们同一性的归属感。借助饮食文化，个体实现了地域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的双向确认。海外华裔乃至亚裔对中华美食的认同，强化了他们的集体性归属感，使其以饮食文化为媒不斷增进彼此间的理解与认知。饮食文化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于个体的规范效能，即当个体选择了某种饮食文化，就意味着他进入到相应的社会文化规范场域。第三，提供内聚交融的象征符号。“食物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发挥生命维持之功能，更是一种文化的集中体现。自然环境借以食物有节奏的给予，形成民族的一套食物认知的知识体系，也正在不断的形塑着不同民族的认同。”[19]30通过饮食文化，社会群体中的个体感知到同一的文化符号、同一的文化理念、同一的行为规范，为塑造同一的认同提供了进路。饮食文化作为共同体身份的象征，是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核心构件，个体能够透过饮食文化实现情感交流，切实产生了共同体凝聚效能。

　　(二)厘清各地域饮食文化的交融性

　　地域饮食文化是经交融生产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汇成就了北京饮食，饮食是这一过程中文化行为和表征的集中体现……北京的民族交往历史与民族间的饮食文化不断相互渗透是同步的，每一时代饮食风味的转换都是新的民族入驻北京的结果，而民族成分的异动又直接通过饮食表现出来。”[20]76饮食文化的交融，事实上就是“他者”与“我者”互构的发端。多元文化交融催生饮食新样态，杂糅共生为身份认同交汇出连续性与在地化的双重特征。不断交融的饮食文化穿透了地域与阶级壁垒，扮演了跨文化交流的媒介。第一，着力呼唤情感共鸣。人们的意识行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下不断注入特定饮食之中，赋予了其相应的文化内涵，使其蜕生为特殊的象征符号，在生理性、心理性和社会性三个不同需求层次发挥功能。人们通过饮食来表达精神世界的各种愿望、情感、诉求等，并通过特定条件下的表达调节心理状态，以满足人们在信仰、审美、奋斗等方面的精神需要。春节的“饺子”已然上升为能够呼唤全球华人共鸣的“崇高”意象，为在不同空间保存过去提供了路径。因此，须着眼于个体对共同饮食的“贪恋”与“难离”，作为唤起国民情感共鸣的关键着力点。第二，持续深化共享交流。“各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大致经历了原料的互相引入、饮食结构的互补、烹饪技艺的互渗到饮食风味的互相吸收四个阶段，各民族在保持自身饮食风貌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糅合了其他民族的饮食特点。”[21]22当下的中华饮食文化，其内在各具体片段均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民族成员，无论是江南的“饭稻羹鱼”，还是塞北的“食肉饮酪”，均在长期交流交往交融过程中凝合为一体。但该过程难以一蹴而就，须要国民在中华饮食文化认同的屋顶下持续互动，在不断深化共享交流中谋求更深层次的交融。第三，长期进行调适互动。饮食文化是在历史、文化和社会间的持续互动进程中经不断调适生成的，其符号象征意涵亦是在社会活动持续深化的过程中得以创新并被赋予的。饮食文化载荷社会系统内部的符号信息，反映着社会群体的风貌特征，内蕴情感与归属等心理活动，能够直观反映认同并规范个体的行为，同时指导着个体应如何在与“他者”产生关系时思考自己。在构建机制推动“我者”与“他者”饮食文化调适互动时，应促使全体国民不断以共同饮食为标准校正自我的身份认同，以不断弥合国民间的差异。

　　(三)辨明各地域饮食文化的联结性

　　在不同社会群体中，饮食会被赋予不一样的体验，并表征为不同的文化内涵与理念。在同一社会群体中，成员间共享同一的饮食评价标准，藉共情为进一步延拓社会关系提供空间。而对饮食缺乏共情体验的不同个体，在互动过程中则面临较大局限。以此来看，共有的饮食文化认同形构着集体记忆的切面，“舌尖”上的共同记忆为强化身份认同提供着进路。“饮食认同之共识起初可能是有限的、有条件的、场景性的，而饮食认同之扩大则是一个复杂的历程。”[22]96“他者”多借共享饮食逐步浸入“我者”的领域，以此开启跨文化交流。饮食文化认同的延拓，使人们能够基于共有的味觉记忆和相异的味觉体验开展交流、对话，在共同饮食的过程中得到共情体验，构筑想象彼此的场域，从而实现“不同而和”的核心目的。第一，着力编码重构。饮食以象征的手段成为了地域(家园)与文化(历史)间的联结，为集体记忆的编织与社会意涵的编码提供了核心载体。在社会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餐馆、餐厅是饮食文化的核心载体。承载“他者”饮食文化的餐厅，则在“我者”中为“他者”构筑了原生文化联结场域。在“他者”饮食文化进入的同时，亦存在对“我者”饮食文化的影响与重构，使相同的饮食在同一地域中经不同的文化场域编码呈现出新样态，饮食本初表征的认同信息被重塑。在饮食文化交融过程中，不同地域文化的整合乃至进一步的认同整合被开启，重构的饮食文化为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提供着认同凝结点。第二，构筑凝聚核心。美国华裔即通过保持传统饮食习惯传袭中华文化，其对中华文化的记忆伴随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特定的传统食物生成，他们的父辈依靠传统节日的特定饮食为子女在太平洋彼岸复现了“故乡记忆”。[23]61～62依靠饮食过程中对记忆中的家乡进行再定位，个体实现了与情感记忆的互动。坚守原生饮食文化，事实上就是试图在“他者”中保存“我者”的文化场域，藉饮食文化传递相应的认同意识。饮食文化串联起了在“我者”中的过去和在“他者”中的现在与未来，成为了认同凝聚的核心。第三，确立认同屋顶。在国民各不相同的饮食文化片段之上，存在着“全民一体”的中华饮食文化认同。形式各异、味道不同的各式地域饮食在走出国门后，正是依靠中华饮食文化的共同特征才能统一地以“中餐”被识别。没有人会认错中餐馆，因为饮食的形式、味道、工艺、手法均会直接调动个体的中华饮食文化认同意识，使其能够迅速识别。中华饮食文化凌驾于地域和社会群体存在，是包涵各地域与各社会群体饮食方式的饮食话语体系，在现实层面作为各地域与各社会群体饮食文化的认同屋顶存在。

　　四、以中华饮食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当前日趋复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下，亟需构建起以中华民族认同为核心的全体中国人的认同从而促使“全民一体”。我们须认识到，“将散在的国民整合为一个整体，以此来凝聚国民共识和国家力量，是现代国家构建和由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的客观要求”[3]23.从普遍意义上看，如何使个体冲破原生地域文化的束缚而认同于更加广泛的共同体文化，将共同性要素注入到既有认同之中，使诸多异质性凸显的身份认同不断丰富同一性，最终朝向共有身份认同的方向演进是我们研究的旨归。中华民族内部各群体间交往密切、交融频繁，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备形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基础。通过构建起一整套的使共同体成员接受并认可的价值体系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须要着眼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巩固与提升，进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超然于国家体系提供着力点。要想超越地域、文化等因素的束缚，那么透过最具基础性的饮食文化开启共享交流进程，则是现阶段最为易与的举措，是塑造国民整体性乃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进路。

　　(一)通过传统节日因袭中华饮食文化

　　在传统社会中，民众在时间维度的认知依靠传统的年节习俗往复串联，年节习俗中固定化的饮食逐步蜕生为配套的文化符号。在每年固定的时间刻度上，年节特定的文化行为与饮食被一再重复，积习日久，浸润于环境之中的人们对象征文化符号的饮食产生了因袭的文化联想。而后即使脱离这样的文化环境，再接触到具备特定文化意涵的饮食时亦会产生相应联想。“食物与这种母国文化身份构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为表征其独特族裔文化的图腾符号，是她们的集体记忆和民族感性的重要内容。”[24]102可见，节日性饮食表达着地域社会群体特定的文化认同，更兼具展演集体记忆中地域环境认知的功能。第一，符号化呈现中华民族文化。“在中国的文化中，大事小情皆与吃吃喝喝有关，而饮食作为维系人情的重要手段，也早已超越了吃吃喝喝本身。”[25]27无论是饺子、元宵，还是月饼、粽子等，均在中华民族深层次的文化认同维度充任表征符号，以其形态、颜色、名称为标志，储存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意涵，具备其他饮食所未曾囊括的特殊含义，作为一种现象级的文化表征符号存在。身处异乡的人们，会通过包饺子、煮元宵、包粽子、吃月饼等行为，使自身和固定的传统年节产生关联，依靠具物的年节饮食实现情感追思。第二，情境化再现中华民族文化。“人们对自己、对家乡的认识，很多时候是通过饮食来实现的。”[14]153要知道，“饮食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甚至是作为民族的文化象征而持久地存留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决定着人们的生活习俗及行为方式”[5]78.饮食具备鲜明的地域属性和认同政治烙印，在特定节日安排固定的饮食是身份认同的强力体现，个体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食物认同依序构建。饮食文化中饱含先辈记忆，无论处于何方，熟悉的味道总能将我们带回熟悉的家园，由味蕾上所维系的认同更具稳固性。第三，风味化表达中华民族文化。“食物的准备与消费须遵循民族和文化的信仰、习惯及法律规范。食物和文化便相互定义了彼此。食物也因此而具有了超越其营养功能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2]204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追溯年节记忆，往往藉由标志性的饮食进行。脱离母文化环境后，人们从未停止过对家园的想象与重构，传统饮食文化中所内嵌的味觉感知与记忆，持续参与并修正着这一变迁进程。在年节固定品尝的饮食，使人们超越了时空局限聚合共情。

　　(二)通过仪式庆典推广中华饮食文化

　　饮食不仅满足口腹之欲，更富含强烈的象征意涵，作为文化具象符号在诸多仪式庆典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认同构建进程中，“仪式”有效地唤起了特定的观念和情感，将现在作为过去的连续，将个体同群体相联结。“人们在各種仪式过程及日常生活中，利用特定的食物、饮食器具和饮食行为作为媒介或载体，采用类比、联想等直观而形象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将隐藏在群体和个体人们内心深处的欲望、愿望、情感、情绪、个性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充分地表露出来，起到传递信息、沟通人际关系、规范行为活动以及认识自然与超自然现象的功能。”[4]4仪式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仪式赋予个体认同于群体并使二者连通的路径。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饮食和仪式的关系十分密切，饮食本身就是仪式的核心构件。第一，传递中华饮食文化的特定意涵。“在人类的种种行为中。吃总是最重要的。当它满足了人类果腹需求之后，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礼仪、禁忌、社会交往等文化事项就具有了较深层次的文化内涵，由此可以瞥见‘吃’表象下所折射的种种深层分类体系和象征意义诸如族群认同、族群边界。”[26]139饮食活动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最日常的文化行为，人们会根据饮食的形状、颜色、气味等直观特征而将其同习俗观念相联系，使特定饮食在特定仪式活动中具备特定意涵。中华传统文化中饮食的特定象征意涵，通过仪式庆典实现传递，浸润塑造着参与的个体。第二，传递中华饮食文化的特定情感。身份认同是一个抽象概念，由文化、仪式等维度的共同体表象进行表征，是具备共同信仰和情感的人们经内在凝聚生成的，对于维持秩序的身份与角色具备突出作用。个体的饮食情感记忆，事实上依附于地域、依附于情感层面的“家”记忆，人们借饮食折射出了往昔的生活、行为，饮食文化由此成为凝聚共同体意识的象征符号。仪式性饮食作为个体自我完善的构件，展演了个体的回忆与诉求，对身份的归属或异化情况进行着直接反映，由现实可感的饮食所表征的共同体意识，使情感得以实现交互传递、感知。第三，传递中华饮食文化的特定价值。“饮食行为是饮食主体为了消费食物而采取的各种行为举动和特殊习惯的总称，其中有部分饮食行为具有某种文化的象征意义，就是说人们在特定时间和场合中为满足心理需要和社会需要而采取的带有礼仪性和规范化的行为举动，往往反映出饮食主体与饮食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27]146仪式庆典中的饮食行为，表现出了人际间的次序、地位乃至权力关系，仪式性地展演了地域社会乃至文化层面的价值观念与价值规范。情境中所关联的食材、器具等，均直接表达了与社会文化相关的礼仪、禁忌乃至信仰，向各参与主体传递着规范性价值。

　　(三)通过空间重构形塑中华饮食文化

　　食物是全球贸易最早的交易物，世界各地最早通过食物联结在一起，各地区文化通过食物构建起的超越时空联结链而绞合。食物在不同空间进行着不同阶段的生产，使空间依靠食物构建了有效且稳固的链接，并进一步锚定了空间的连接性。伴随饮食文化的纵向传承与横向传播，饮食上所赋定的情感超越时空、规则等的束缚，成为了群体性的沟通媒介。以全人类的宏观视野审视，饮食文化具备兼容性、共通性的特质，能够充任凝结差异性社会群体同一性认同的情感纽带。在香港、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中，南来北往的人群在为城市带来多元文化的同时，更为城市带来多元饮食。饮食伴随着人员的进入而楔入城市，在交融与碰撞中形塑了文化再生产的前沿空间。第一，为中华饮食文化营造同一的空间氛围。饮食文化的生成源于地域社会群体对客观环境的直接反应，是区分“我者”与“他者”的直观界限，藉此有效区分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对相同饮食文化的热爱，能够弥合人们在地域文化方面的差异，且通过饮食文化的浸润超越种族、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实现平等交往。汇聚了国民情感记忆、地域文化特征、家庭血缘亲情的饮食文化，彰显了中华民族成员的共同情感与心理特征。在中华民族生产生活的家园中，应以饮食文化为进路，在文化维度营造感知中华民族同一性的空间氛围。第二，为中华饮食文化描摹同一的空间轮廓。在主流文化推进、社会流动增加、社会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国民饮食呈现出来源多元化、烹调现代化、样式丰富化的趋势，饮食文化在潜移默化中被重塑，带动了个体身份认同的变迁，引致饮食和社会群体间的认同关系出现位移。历史上，人口迁徙、族群移动、族际互动等行为，均推动着饮食文化的交流交融。国民在流动中进入他域时，若在饮食文化中感受到同一性元素，便会藉此在心理层面升腾起相应的认同感乃至归属感，从而进入同一的身份认同空间场。第三，为中华饮食文化构筑同一的空间归属。拥有相同文化的社会群体往往具有相同的饮食习惯，分享着相同的饮食变量集合。相异文化的社会群体则分享着不同的饮食变量集合。具备强烈地域归属感的个体，在饮食方面存在鲜明的地域文化烙印。以“家乡味道”为楔子，可以窥见“想象”的复杂性与多重性，不仅囊括“我对我的想象”，还内含“他对我的想象”“我对他的想象”及“他对他的想象”。作为地域间文化交融的纽带，饮食文化为国民构筑了明确自身空间归属的同一性空间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须的国民凝结提供了进路。

　　(四)通过话语叙事更新中华饮食文化

　　饮食在人类文明进程中长期作为重要标志存在，各地域、各民族的人们在生存发展史上均能够看到与饮食相关的历史话语，牵涉饮食文化的认同更是个体最基础、最核心的身份认同。流变的饮食文化见证着历史发展进程，同时承载着历史进程中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归属。对饮食的认同和对地域的感知，借助饮食文化的世代传袭得以实现。日常的饮食文化经持续展演转化为特定表征，并强化着相应的社会现实本相。民族国家时代，饮食不仅发展为标志性的国家文化象征，更同民族主义情感直接关联。作为一种内蕴语言、行为、仪式等多种叙事方式的特殊话语，饮食文化为国民“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支点，赋予了国民“家园感”。在高频流动的背景下，国民借助饮食追忆过去，“不变”的食物成为了“多变”的时代的特殊意象，贯穿于国民的集体记忆之中。第一，凝聚集体性认同。曾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即呈现了国家地域领土范围内的多元饮食文化，使国民凭借特色饮食整体性地感知了中华民族，以饮食交汇了全体国民的共识。正如海外华人所议：“你也许可以强迫自己头脑遗忘中国的一切，但你的舌头和胃总会不屈不挠地想念中国菜，中国馒头，老干妈……这完全是无法遏制的。”[28]49～50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须催生国民个体自觉归属于共同体的主体意识，这就需要凝结集体性共识以汇聚认同感，从而为在不同意识维度开辟认同进路筑牢根基。第二，表达集体性认同。饮食具备特定符号性功能，为国民提供了意义共享的指向性场域，充任了共同体内部的连接符号。饮食中蕴含的象征符号彰显了共同体性格，使原本無法被直接感知的信仰、理念、情感等变得可感、可知。作为凝合共同体特定文化价值的非语言符号，饮食文化在支撑共同体社会性存续与发展的同时，还在潜移默化中形塑着成员的日常生活认知与实践。凭借在数量、种类及方式等维度的差异化呈现，饮食发挥着文化分殊的情境功能，为凝聚后的集体性认同提供了进一步表达的路径。第三，再造集体性认同。饮食具有共享性，在共同体内部充任连接符号，表征共同体的历史、风俗与文化。饮食是形构共同体叙事的关键一环，以一个个情景切片同构了集体记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锻造过程中，亟须“再造传统”，以自然化的方式用“历史的连续”来承接“历史的断裂”，通过构建“过去—现在—未来”连贯国民的共同体感。在“再造”进程中，不断调动共同体成员的能动性与参与感，使庞杂的个别文化现象不断归拢于整体文化进程之内，锻造必要的历史连续感。

　　结 语

　　以文化视角审视饮食，不同饮食文化具备不同特征，藉此相互区别。在饮食从自然界到进入人口中的过程中，事实上存在一个相对复杂的加工过程，这个过程既包含烹饪，亦包括内涵生产。中国饮食文化的主体性，形成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华夏族长期同周边异族的饮食内容与方式相对比的过程之中。中华民族的构建与演变，本就是在历史上众多族类群体交流交往交融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王朝国家崩解后，原本松散的国民在内力、外力的多重作用下逐步整合为以“中华民族”为称谓的实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概念在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国民力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动国民凝聚并朝向国民整体化发展提供了机制。[3]16进入新时代后，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重大现实命题，如何增强国民个体自觉归属于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亟待探索并解决。饮食文化作为构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核心维度，无论是在食物的获取、加工环节，还是在地域饮食的文化与习俗方面，均在不同程度上展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为国民通过进一步“想象”全面塑造中华民族提供了可能性。国民最为广泛、最为普通的日常饮食行为不容小觑，同样能够对历史演进发挥作用能力。饮食行为经多次反复生成一般性，经结构化沉淀逐步延展至社会生活的“上下游”，通过世代传袭对国民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产生相对固定的影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正是要借共有的中华饮食文化凝聚起国民相应的集体认同感与共识，藉此纽带推进国民整体化进程，持续孕生“全民一体”感，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入人心。

　　试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始终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总方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党的十九大报告、2017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都反复强调要培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学界从不同角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研究，取得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学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内涵的理解尚存有模糊之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概念及其关联性的阐释尚有歧义，这影响到人们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理认知和推进工作。因此，廓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是全面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前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内涵

　　“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究竟何时被提出?何时成为科学概念?它的基本内涵是什么?科学地解答以上问题，无论对于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是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语词到概念

　　“中华民族”及由其衍生出的一系列相关词语和概念，是随着人们对近代民族概念认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得以产生的，它们的内涵呈现出动态的不断发展和丰富的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由中华民族衍生出的众多词语和概念之一。

　　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华民族形成时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词语，近年来这一词语被社会大众和学界广泛使用，并逐步形成科学概念。从学术史视角看，考古学家夏鼐1962年发表的《新中国的考古学》文章，较早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现今全国的少数民族还很多,他们虽和汉族不同,但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此后近50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共同体”词语多次出现在学者的表述中。1986年，历史学家黎澍提出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主要是依靠暴力和战争征服形式完成的观点，而周维衍以中国历史事实论证指出，和平方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主要方式和常态，战争仅仅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扩大起催化作用。1988年费孝通先生基于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的视角，研究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以及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和统一体的观点，蕴涵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意。1992年欧潮泉指出，我国学界使用的“民族共同体”一词，最初从俄文翻译而来，可分为单一民族共同体和多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是典型的多民族共同体。2011年，《史学月刊》杂志第4期创办专栏“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笔谈，发表罗福惠的论文《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演进》和彭南生的论文《辛亥遗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新开端》。同年，胡俊修、李美佳发表《建国以来的辛亥革命纪念——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为视角》一文。以上文章均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题目，并论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问题，这样，“中华民族共同体”逐渐上升为学术专有名词，并凝炼成为文章题目，但这仅仅作为表述性名词，尚不具有对象性研究和系统性分析的概念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内涵丰富和外延稳定的概念，引起学界和理论界广泛关注，是在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表述之后。

　　2014年5月，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首次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表述，在当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完整地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涵义。一般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是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之后形成的，并进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话语体系。依据一些学者的看法，一个词语被定义为基本概念，应满足或基本满足四个条件：一是该词语在长期的话语变迁中积淀下来，具有表述其过去事实和将来展望的功能;二是该词语使用范围逐步扩大，由部分学者使用的学术话语到被普通公众接受和广泛使用;三是该词语在革命一类的活动中具有社会动员的政治作用;四是该词语最后被凝练成忠实遵守的准则，在政治活动中表达出合法性的政治愿望。从上述对概念的规范性要求检视，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阐释，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内容和理论内涵，经主流媒体宣传和学界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学术话语上升为政治话语，逐步形成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体系，加大了这个概念在社会传播的效能和民众认知深度，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大众化、规范化和政治化过程，成为学界广泛关注和探讨的议题。近年来，习近平的系列讲话、国务院文件、党的十九大报告等不同的政治文本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表述、强调和解读，强化了这一概念的社会传播效能和民众认可程度。2018年3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载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清晰表达了“中华民族”作为宪法关系主体的政治定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政治保障和法理基础。

　　(二)中华民族

　　就概念结构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复合概念，它由“中华民族”和“共同体”两个概念整合而成。就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言，“中华民族”和“共同体”是两个具有很强区别度的概念，但二者之间又有密切关联，共同构成一个内涵丰富的统合性概念。

　　理论上讲，单一民族人群可凭籍共同的血缘、语言、地域、习俗和信仰等因素组成民族共同体，由单一民族建立的民族国家，是经典民族主义理论设想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想共同体。纵观世界各国的现实，当今近200个国家中几乎没有这样的国家结构，大多数国家都存在数量不等的民族或族群，历史、语言、文化、宗教、移民的多样性，造成一国之内不同的民族基于建构并建设现代国家的需要，形成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由此，统合一国之内所有民族，凝炼成全体公民的国家形态民族，成为许多国家从传统转向现代转型的必然要求。20世纪初年，建立现代国家的时代需要促成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

　　中华民族是取得国家形式的政治共同体，是中国的国家民族，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主体。《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中华民族的定义：“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分布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省。总人口133774.3万(2005年)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种界定产生了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具有他国国籍的海外华人、华侨是否属于中华民族的成员呢?青觉教授认为：“从国籍确定性上，唯有国家主权内的中国人可以持续承担起中华民族的称谓，因而已入他国国籍的海外华人就不再具备这种特性。”也就是说，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中国人，才属于中华民族的成员。周平教授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全体中国人组成的族体单位，即人群共同体，支撑现代中国的大厦，关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关乎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

　　需要强调的是，“中华民族”概念与西方学者和斯大林所界定的“民族”概念，应该是有所不同的。西方民族概念基于人类学民族学的视角，强调在共同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有共同的血缘、地域、文化、语言、习俗、信仰等特征的人群共同体。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要素”说，丰富了民族的基本含义，但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并不完全相符。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基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现实需要，以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长期共存共同发展为基础，建构中华民族观念和理论，使中华民族从自在阶段走向自觉阶段，同时每一个中国人开始具有新的民族身份——中华民族成员。新中国成立后确定了我国共有56个民族，同时也确定每个中国人的民族成分和中华民族成员的双重身份，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族化”的表现，其结果形成了当今我们耳熟能详的术语或概念：“中华民族”“中国56个民族”“少数民族”“汉族”“满族”，等等。在当代中国官方话语和学术话语体系中，上述概念的内涵和层次有明显的差异。

　　中国56个民族是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单元，是历史性民族，强调各民族内部人群共同的血缘、语言、习俗、信仰、地域等因素，是基于人类学民族学视角的认知和界定，具有西方学界和斯大林对民族概念界定的基本特征，类似于当今人们对族群或种族的界说。中华民族是现代公民以国家主权为核心凝聚而成的政治共同体，具有国家形态的政治性民族，直接对应民族国家建立和建设问题。中华民族概念超越了人类学意义上注重血缘的民族概念和理论，是偏重政治性的国家民族，类似于美利坚民族、巴西民族等。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构成的民族共同体，当下是指新中国建立后识别的56个民族共同构成的民族共同体，它不同于汉、满、蒙等单一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而是中国的国家民族——中华民族的共同体，由“中华民族”和“共同体”两个概念组成的复合概念。“共同体”是西方学界提出的一个分析性概念，其内涵丰富但颇有争议，在政治学、民族学、社会性、哲学等学科领域广泛使用。在不同学科和语境下，“共同体”衍生出多种含义，可指任何形式的聚合群体，“为共同体寻找一个清晰的定义，实在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发展和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共同发展的需要，共同体成为连结民族国家发展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纽带。从民族学和政治学的视角看，共同体的内涵与特征有其独特之处。安德森提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观点，把民族问题和共同体理论联结起来。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从共同体与社会相区别的角度分析共同体的特征，指出共同体不是聚合体而是一种有机整体。齐格蒙特·鲍曼认为，社会中在种族、身份、地位、观念、任务等方面具有共同或相似特征的人群，结成的各种层次的组织中，民族共同体属于高层次的政治组织。上述观点在中华民族语境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包括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等具体类型。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民族学人类学语境中使用的术语，强调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处于不可分离的紧密联系和凝聚状态。“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心概念，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不是联合体，凸显了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单元的存在方式和状态，即中国56个民族融入共同体并依赖共同体而存在发展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共同体”可理解为以共同体形式生存发展的中华民族，这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静态的一般性描述。但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特定含义和意义。它涵盖了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中华儿女命运与共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强调共同繁荣发展。从政治动员意义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凝聚人心、汇集中华儿女力量和智慧，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政治号召作用。从民族团结进步角度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进步的必要前提。从国家现代化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现代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二者在内涵方面具有很大程度的重合性，有学者认为这两个概念没有本质的区别，可以互用。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都具有国家意涵，是国家建设的主体，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在这方面二者具有高度的重合性。事实上，中华民族是一个带有描述叙事色彩的概念，为表达丰富的意涵，常常在其后加上尾缀。比如，“中华民族”后加上“精神”“文化”“伟大复兴”“认同”“凝聚力”等词语，所形成的新概念就表达了与“中华民族”不同的意涵。因为加上尾缀之后所构成的概念是一个偏正结构，新概念的中心语落在尾缀上，“中华民族”反而成为一个定语，起修饰和限定作用。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来说，“共同体”是中心语或中心概念，“中华民族”从范围、内容和属性方面限制中心概念“共同体”。从概念内涵角度讲，“中华民族”本身就是民族共同体，为什么后面还要加上“共同体”概念呢?事实上，这绝不是语意重复。“中华民族”后加“共同体”所构成的新概念，虽然与“中华民族”内涵近似，但更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含义。中华民族共同体“彰显了构成中华民族的中国各民族不是机械共同体，而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从逻辑结构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深化，以更为宏观的共同体理论来理解中华民族，凸显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和亲缘体。从概念功能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地包容了中国各民族差异性和共同性的结构性张力，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各民族能够和谐共处的内在原因，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主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内容与实质，有助于消解有关于中华民族的诸种论争。在民族复兴的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结构

　　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结构。中华民族是一体，中国各民族是多元，多元共同构成一体。中华民族与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即“一”与“多”的共生共存关系。1988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阐释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结构。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两者辩证统一。”多元一体理论是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和族群之间聚合、分离、互动、整合的结构论诠释，这种内在结构源于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像一个大家庭，各民族是家庭成员，尊重多元、包容差异、巩固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要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历史积淀，又是在近代以来中国面对内外压力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和巩固的。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和发展有其独特的逻辑和路径，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内在结构。从中华民族结构层面看，中华各民族长期的分化和融合，以汉民族(其前身成为华夏族)为主体，融合历史上的各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民族结构层面，各民族长期的分化和融合，构成中华各民族的多流多源。“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是一个各民族互动的过程”费孝通认为，“多元”是指中华各民族，今天是指中国56个民族单元;“一体”是指中华民族，不同于中华各民族。历史上，许多民族单通过混居、联盟和融合，有的民族消亡在历史长河中，有的民族融入到其他民族共同体之中，还有的民族一直发展到当今，成为今天中国56个民族之一。这些各具特点的民族最终形成“多元统一体”。正是“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这是习近平以多元一体理论，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进程中呈现的独特逻辑——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对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结构具有指导意义。

　　中华民族与中国各民族的关系，是哲学意义上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多元与一体具有内在统一性，中国境内56个民族是“分子”，不是56个民族的简单相加，“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好像是土豆同土豆口袋的关系，认为中华民族就是把各民族放在口袋里就行了”。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结构分析，较之于其他类型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内在结构，凸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的整体性、共同性和实体性的基本特征;也表明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各民族不是一个简单相加的物理现象，而是一个不断融合的化学现象，是一个亲缘体和有机统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实体共同体，也是一个价值共同体。因此，其形成和发展方式具有自生、自新和自发的特点，而非人为建构。

　　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限度和边界，这是由特定关系构成的以维系中华民族存续和发展的价值诉求。“从关系实在论的意义上讲，共同体就是由共同性关怀构成的一种人群关系聚合。”共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共同的生活地域、共同创造中华文化、近代历史共同命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团结奋斗和繁荣发展等构成性要素，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特征。整体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和基本诉求。作为国家民族，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是首要的，保障“国家利益至上”，是多民族群体构成的共同体的必然要求。这种利益具有多种形式。首先，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条件，因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是保障我国政治安全的重要任务，是我国的核心利益”。其次，中华各民族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当下，中国56个民族是一家人，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性特征的现实反映和未来愿景。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民族结成的国家民族实体，不是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一实体的主体显现为中国56个民族的有机统一体，深层意义上意指具有国家意涵的政治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

　　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即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它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已表达出中华各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之意。2011年9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分析世界各国关系时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一词。2012年12月，习近平在同外国专家座谈时，从全球视野提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阐述近代以来中华各民族之间关系时指出“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正式提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概念。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是指中国各民族在面对共同的外敌入侵、共同的现实利益和发展前景时，与中华民族结成的患难与共、甘苦与共的共同体，即各民族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当下是指中国大陆主体和港澳台同胞构成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从时间维度看，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涵盖了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向度，即近代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命运、新中国建立以来各族人民共建社会主义事业和新时代实现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理想。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各民族面对内忧外患的危局，为实现国家独立，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凝结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所言，近代以来中华各民族共同抗击外敌入侵的事实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共同命运维度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发展。从构成因素方面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共同繁荣发展的经济共同体、代表国家形态的政治共同体、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共同体等方面构成。本质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归属感、关切感和使命感。共生共存、携手共进、荣辱与共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容，表现为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共享关系。当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56个民族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只有中华民族利益才能把各民族具体利益统领起来，这是基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要求。王延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战略任务，就是把中国56个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目标。这要求各族人民以中华民族共同利益为要，共同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空间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地域上的放大和延伸，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所涵盖的范围是中华56个民族，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涵了全人类，二者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其实质是共同体的空间分布由国内延伸到国际，共同体结构由部分到整体的逻辑演进。

　　命运共同体是处理大陆与港澳台同胞关系、中国各民族关系、国家之间关系、全人类关系的现代理论。以国家为主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存有密切的联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民族工作领域的运用和拓展，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赋予了时代特色，注入了新的理论内涵，即把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结起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延伸，人类已生活在命运相连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频繁而密切，中华民族命运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共存共生、合作共赢逐渐成为人类社会遵循的基本规则。习近平指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基础作用，能够为后者提供中国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外部条件的必然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想愿景。

　　根据以上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华各民族在历史演进和现实发展中结成的相互依存、共担共享的亲缘体和有机统一体，凸显中华民族以共同体形式存在和发展的状态和实质，蕴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共同性和实体性特征;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结构，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

　　试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自我认同观念，包含经济共同体意识、政治共同体意识、文化共同体意识、社会共同体意识与生态共同体意识等多方面内容。人口众多、多民族统一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多重属性。在政治意义上，中华民族是团结统一、休戚与共的政治共同体;在经济意义上，中华民族是各民族互通有无、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相互尊重彼此不同生活方式的经济共同体;在文化意义上，中华民族是由既各具特色又相互影响的多民族文化构成的文化共同体;在社会意义上，中华民族是共居、共学、共享、共乐的社会共同体;在生态意义上，中华民族是共享同一生存空间、面对相同环境问题的生态共同体。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集起磅礴的力量。

　　从政治层面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国族”属性的政治共同体意涵，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宿。在历史的长河中，国家是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出现的。中华民族自在、自为、自觉、自强，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封建社会时期，从秦统一六国开创中央集权国家，到明清时期中原和边疆地区间联系空前增强，各民族逐步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近代以来，各民族始终在追求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共同支持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新中国成立后，摆脱豪绅欺压与列强侵略的各族人民团结友爱、地位平等、互利互助，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大家庭。在不断交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不断深化，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统一、休戚与共的民族共同体，也由此产生了同命运、共存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经济层面讲，我国各民族在经济生活与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彼此融合交流，呈现出和谐、共生、互补、共进的关系，既是共同交流、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经济共同体，也是相互尊重彼此不同生活方式的经济共同体。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由于地理分布、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等因素的不同，呈现出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各民族的经济类型也有很大差异性，从农作物来说呈现出“南稻北麦，东耕西牧”的特点，在同一产业中，不同民族也有着不同的生产模式。不过，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各民族之间经济往来的范围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在经济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南北地区、东西地区逐渐形成和谐共生的经济关系，南水北调、西电东输等工程的实施使各民族越来越彰显出在不同领域的互补性。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础。只有构建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才能为各民族的关系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从文化层面看，中华民族拥有深厚的文化基因，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文化繁荣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也有对世界先进文化的吸收、转化。中华文化是由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熔铸而成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并在交流融合中形成了具备多元文化属性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随着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具有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共同文化不断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就此形成。因此，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通过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碰撞、对世界优秀文化的汲取，最终凝练而成的。

　　从社会层面看，民族与社会从来都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血脉相通的社会共同体，这是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民族融合是一种和谐的动态关系，是多个独立且具有特色的民族个体经过交流、开放、联结后向融合发展的正向选择，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后形成的多元统一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各民族人口流动性增强，彼此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从而促使各族人民打破原本相互隔离的居住环境，自觉尊重彼此的信仰及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而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各族人民像家人一样相互协作、互帮互助、相互影响、取长补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各民族都是其中一员。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享、共乐，睦邻友好、和谐相处。

　　从生态层面而言，我国较大比例的少数民族居住在重要的生态功能区，民族生态与国家生态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辩证关系，各民族是头顶同一片蓝天、脚踏同一片土地的生态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问题，维护好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不仅是各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国家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相结合，铸牢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态共同体意识，促使各族群众意识到本民族生态与国家生态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破坏其中的某一方面必然带来生态系统整体运作过程的不协调。

　　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涉及面广，内容丰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改进民族关系所提出的新理念。从思想内涵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局限于单一层面，而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元内容。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制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引导各族人民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深化中华民族大团结，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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