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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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十八大报告中被首次提出以来,从周边国家延至区域并逐步走向全球,从构想到实施,一个源于中华文明但又符合全球发展潮流的中国世界观已经形成.十九大以来,作为一个基于中国语境的全球公共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提升我国全球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将有效助推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不仅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新定位,也是中国语境下全球传播的新使命.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中华文明和中国语境的全球公共理念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国近40年来的社会发展结晶,融合了中国文明和中国语境的道义内涵,同时又是对人类未来和谐发展的理性思考和理论提炼.首先,中国社会近40年来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升了中国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造了国泰民安的空前盛世,与当今世界各地的混乱和无序形成鲜明反差；在互联网应用、高新技术、环保和军事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步；精准扶贫取得实质性的阶段成效；在文化领域,推动了文化繁荣,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在这样一个宏大历史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延伸和智慧结晶.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源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也源于中国历史的“和合”文化,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不仅体现中国的“和合”文化语境,也“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全球观的价值体现,包含着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风范和担当,为构建全球公平正义、和谐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解决中国问题,也要解决全球问题；探索能解决不同国家及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和谐发展之道,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公共理念.总书记着眼世界和平发展大局,顺应各国相互依存大势,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到联合国大会、达沃斯论坛等各种国际场合,不断提出、阐述、充实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公共理念,以天下为己任,同时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政治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交往新路；安全上摒弃“冷战思维”,确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经济上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新前景,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环境保护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特别强调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这样的表述不仅发出了中国声音,也增强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当然已成为事实上的全球公共理念.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建立新型国际秩序的理论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还是一个理论概念,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和理论价值.纵观当今国际秩序,形成于二战结束,发展于冷战之后,变革于新世纪的信息爆炸时代.从民族国家主权的设立,到国际法体系的建立,均是以西方世界为主导,在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的理论上,都是由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主宰.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战略,“二战”以后这种国际秩序已越来越无法解释或解决世界各地的问题,尤其无法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和困难.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急需一种符合当下国际形势新格局的“非西方”的全球公共理念.1.当今世界秩序的维护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了历史新高度,俯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维护世界秩序做出的理论贡献.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全球化浪潮进入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此起彼伏.在西方国家,无论是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还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都表现出“自扫门前雪”的做法.曾经的公共理念提供者——西方国家——已经对全球公共服务和公共秩序逐渐失去兴趣.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公共理念是基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为变革中的世界秩序提供中国智慧.因此,继2016年11月“一带一路”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后,2017年10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又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首次纳入联合国决议.这表明中国在维护当下国际秩序和推动全球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用自己的智慧证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行之有效的,对当下维护国际秩序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影响着当今新型国际关系重塑.新时代呼唤新精神,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新提法指明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途径,为国际关系的发展贡献了新理念,提供了新方案.中国强调的正确义利观和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超越了传统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西方全球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极大影响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它体现的是人类在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补、人文上互融的三位一体的融合,是重塑复杂国际局势的重要理论框架和实现路径.纵观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或依靠领土扩张而积累财富,或依靠殖民掠夺来争夺财富,零和游戏的规则始终未变.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表明中国对内提示国人不要有扩张思想,对外传递中国合作共赢的追求.它打破了西方世界的零和博弈和对抗性冷战思维,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已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十八大以来,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在欧洲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度因此不断得到扩大,连日本2018年初也愿意对接“一带一路”倡议.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支撑中国的强国之梦.2018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但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世界各国仍有不同解读.2017年5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推出专题：《中国的新世界秩序》,在肯定中国投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和军事五个领域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不乏对中国在全球活动的贬低.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不能只关注国民经济发展,忽略国际话语权的建设.如果没能建立其中国特色对外传播的理论体系,对于外国媒体的指责和不实报道,我们只能被动回应,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对外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已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讲好别人愿意听、听得懂的故事.过去,我们用事实说明中国是和平的维护者；现在,我们要用改革开放的成果和中国经验来讲述中国是和平的建设者.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具有极强的“道义感召力、思想穿透力、文化融通力”,可以有效融合到我国对外传播理念建设和实践,理直气壮地塑造中国的强国之梦.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对重塑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有积极作用

　　我国曾经历过“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的时期,目前正在经历“失语就要挨骂”的阶段.改变国际舆论场中的被动格局,才能赢得新时代无硝烟的“文化上甘岭”.共同体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对外传播过程中,可能会经常讨论国际传播中的“术”的手法：我们设立了专门政府机构负责对外传播、建立了通讯社英语APP服务、外语报纸、广播电视台和网络媒体,会“借船出海”利用国外平台传播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正能量.这些做法为我国国际传播事业发展,发出中国声音和反击西方媒体的负面涉华舆情起到了极大作用,已取得巨大成效.但这些国际传播活动始终没有实质性地触动或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意识形态和话语框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因此目前国际舆论场和国际信息流中“西强我弱”的格局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我国“挨骂”的被动态势依然延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框架的中国世界观,正在成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王义桅指出：从的“环球同此凉热”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的世界观不断与时俱进,中国正逐渐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其核心是中国能因势利导凝炼出有利于全人类的公共理念以及与之匹配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这样才能在战略层面（道的层面）提出独立于西方意识形态的非西方理念.有了这样道义理念的指引,我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是值得期待的.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道义高峰,可有效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由于不同于西方的公共理念,基于中国语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极大增强我国国际传播的战略主动性,为我国提供一个弯道超车的国际传播路径.只有这样,我们的国际话语权才会与我们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综合实力有效匹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了道义高峰,我国在改变国际舆论场（“道”层面）中就可启动主动而为的“攻坚战”,而不老是被动应对“防御战”,避免“跟着西方媒体设置议题,被牵着鼻子走,而不敢主动地传播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价值”的尴尬.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也为超越西方话语框架和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现实路径,为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打下基础.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助推重塑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世纪曾组织讨论过“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最终因美国等国家退出无疾而终,但这次理想化的争论之后,西方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依旧.因此,我国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框架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不仅有中国意义,还有全球意义,将有效助推公平和和谐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重塑.首先,理念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贡献了一套非西方但又不排他的国际传播话语理论框架.这是对目前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最有力的挑战和平衡,使得国际信息秩序和国际舆论场中的多元声音成为可能.其次,文化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中国文明的全球公共理念,其包含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智慧决定了在国际信息秩序重塑过程中肯定、突出“和合”文化,坚持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原则.这将有助于改变目前国际信息流程不平衡的现象.当然,这也是中国进一步体现大国担当的机会.最后,语言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基于中文语境下的全球公共理念,将有助于加快中文在国际信息流动中的应用和传播.这将逐步改变国际信息流动过程中200多年来的“英语强势”地位,有利于不同语言的国际传播和交流.近年来孔子学院的流行和全球出现的“中文热”就是例证.

　　四、如何有效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总书记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为此,中国需要不断扩大国际朋友圈,不断提升国家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这一切都需要有效对外传播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文因此提出如下五大建议：1.深化“元首外交”战略.总书记的“元首外交”在国际场合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取得明显成效,应继续深化这种行之有效的“元首外交”战略.2.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应坚持以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多元渠道传播模式.政府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环保等五个领域的哲学内涵、世界意义和发展路径,每年以白皮书形式对外发布,同时推动民间参与和人文交流,尤其要在全球年轻人（通过孔子学院和来华留学生培养）中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高其认可度和获得感.3.突出“非西方”属性.要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东方文明的全球公共性和其“非西方”的独立属性,可邀请国内外智库和大学开展专题研究项目,定期召开高层次国际论坛,收集整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建构新型国际秩序中的创新案例,总结其发展新趋势的理论价值,把中国特色道义高峰理论化和具体化,使其既有哲理高度,又通俗易懂.4.跟踪国际传播效果.不仅可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重大事件（如国家领导人国际会议讲话或其他话题相关的全球性事件）中的动态效果调查,还可以每年开展一次年度世界范围内国际信息传播效果的调查,形成对其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环保等领域对外传播效果的细化评估报告,并用中文和外语同时对外发布和传播.5.成立全国性协调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公共理念,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涉及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环保等诸多领域,因此可考虑成立一个全国性协调机构,确保上述相关领域职能部门步调一致,有效开展各自对外传播的规划和具体活动,包括落实上面提及的继续深化“元首外交”战略、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以及常态跟踪国际传播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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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再一次发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观点.早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就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题发表了重要演講,其中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自由和解放思想的新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指明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因此,对这一论断的深入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马克思“解释世界”的三个层次及其时间维度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必须要追溯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及其蕴含的哲学观念.因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明确自己的目的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要建构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时代,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就必须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生存理想,以便从马克思那里获得这一命题最初的根本性含义.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作为19世纪人类生存理想而提出来的.因此,共产主义理想从时间视野上来看,具有“将来时”的本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长期以来,对这一论断的理解存在重要的误解,认为马克思批判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马克思本人则不关注“解释世界”而只关注“改变世界”.这种片面的理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说来,马克思的理论包含“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维度,因而实现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

　　马克思对以往哲学家的批判,认为他们只是在“解释世界”,这一“解释世界”究竟是什么含义?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解释世界”,主要是指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对世界做出的解释.其中,尤其以黑格尔为典型代表.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世界”是如何符合“绝对真理”的.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的哲学.显然,这种对“世界”的解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反思”的思维,只是把“世界”的“本质”,即作为“绝对精神”的本质反思出来,而哲学也到此为止,完成它的使命.因此,这种哲学在马克思看来,就仅仅是对“世界的本质”做出说明的一种唯心论的做法.然而,马克思的哲学是否就不再是对“世界”的“解释”了呢?显然不是.

　　马克思的哲学是对“世界”做出的“解释”.问题是,马克思所做的“解释”和以往哲学家所做的“解释”,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解释”.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是不“解释世界”,而问题是怎样解释世界.马克思对“世界”做出的“解释”,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直接对“世界的本质”做出解释；第二个层面,是批判现实世界而做出的解释；第三个层面,是以建立理想的社会形态的形式对世界提供了“引导”.对于这三个层面,笔者分别概括为“本质性的解释”“批判性的解释”“建构性的解释”.

　　首先看“本质性的解释”.马克思与黑格尔都在对“世界”做出某种“解释”,但区别是,马克思不再是唯心论的“解释”,而是以对“世界”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的解释.这种解释就是,世界（以资本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制度）是由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而形成的产物,即世界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外化；相反,在马克思的眼中,世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的产物.这也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条所给出的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就本质性的解释维度来看,这是马克思对世界本质的一般性解释,即关于世界是人的实践对象化的产物,这一判断是对“世界之一般”的判断,因而从时间维度上看,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从来都在其实践活动中对象化人的本质给世界,世界便因而成为“属人的世界”,而不是单纯的“物理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就时间维度看,“本质性解释”是在一切时间之中,亦即“全时间视野”中都成立的.

　　其次看“批判性的解释”.马克思所面对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于是马克思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做出“批判性”的解释.更清楚的表述是,马克思是以“批判世界”的方式对“世界”做出“解释”.根据第一个层面的对世界的解释原理,马克思进一步进入第二个层面来对世界进行批判性解释.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所统治的世界,是人把人的“对物的依赖性”对象化到世界中的产物.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世界,表现的是“人对物的依赖性”,这种对象化的产物就形成资本主义的世界.马克思以“商品拜物教”的形式,深刻揭露了商品所掩盖的“人的本质”.进一步说,商品所掩盖的人的本质,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类本质”,而是掩盖了人的自然本性,也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自然性.而人的本质应该是包含“类本质”的社会性本质,并且只有“类本质”才构成人之为人的决定性本质.而资本主义世界显然破坏了人的类本质,进而也破坏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解释,就体现在马克思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是对现实的不合理性的“解释”.这构成马克思“解释世界”的第二个层面.然而,仅仅是对世界的批判性解释还不够,因为批判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建构一个理想的世界,所以,马克思对世界的解释就进入第三个环节,即以塑造新的社会形态和人类生存理想的方式,对未来世界做出建构和解释,这就是马克思对“世界”做出的“建构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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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于2018年5月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120多名国外学者和国内知名学者等共1100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设十个分论坛和四个高端论坛。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夏伟东、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以及厉以宁、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林毅夫等国内著名学者，第三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意大利前总理马西莫·达莱玛以及哈维、科兹、比岱、卡弗、布兹加林、阿尔卡利布、迈弗路德斯、奥尔汉加济、安德森、达莱玛、塞耶斯、胡比耶夫、赛义德、米尔勒、迦凯、奥伊蒂宁、吉乌拉斯、布伦特、舍甫琴科、考普夫、施拉潘托克、哈夫纳维、哈利勒、希梅内斯、德雷等、考普夫等国际学者参加了各论坛的活动。在对“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中，如下五个议题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的焦点：

　　第一，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概括学者们的发言，可以发现学者们实际上是在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框架下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和诊断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所谓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是指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不可避免地遇到危机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来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困境，结果却是饮鸩止渴，导致更为严重的金融、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所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作为职能资本的集中表现，是推动生产革命、流通革命和信用革命的引擎；所谓金融资本的非生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通过价格的垄断操作、证券投机、信用欺诈、地产投机、国债和主权信用操弄等一系列手段而实现的圈钱机制。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而陷入困境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危机，结果不但不能解决反而加深和扩大了危机，这就是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又必然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国际关系危机转化。在过去五六百年的世界历史中，每当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处于上升时期时，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就成为主流；每当核心国家处于下降期时，就会出现矛盾激化、积累中心转移、保护主义不断上升以及国际矛盾尖锐化等问题。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积累中心和霸权更替都经历了相当大的社会动荡，甚至伴随着世界大战。从1970年代起，资本主义就已进入到第二波衰退中。资本主义现在面临的危机，不是局部性危机，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进入长期衰退之中。未来二三十年乃至五六十年，我们将处于一个大动荡、大改组时期。现在美国在全球挑起矛盾的政策，就是美国霸权处于下降期的表现。特朗普政权则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趋于衰败的表现。此次资本主义自身危机的真正答案是如何逐步走出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人类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马西莫·达莱玛、迈弗路德斯、欧兹·奥尔汉加济、阿明、如姆鲁·图阿松、大卫·施瓦茨曼教授、许建康研究员、李慎明研究员、丁晓钦教授、宋朝龙研究员等国内外学者对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及其所引起的结构性危机、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做了发言和讨论。

　　第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与会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体系和意识形态；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和制度理念。新自由主义从抽象的个人出发，把人理解为脱离生产关系的经济人、理性人、公民和自由意志的主体等；它使人脱离生产关系并进入一个由孤立个体组成的契约社会；它把自由意志之间的契约关系设定为唯一合法的社会关系，而契约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是这种形式主义制度体系难以理解、掌握和应对的。金融资本积累机制是在契约论的基础上且不违背契约原则时发生的，因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无法诊断和医治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新自由主义政策放任了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既导致金融贵族的寄生集团势力剧增、产业资本成本增加、制造业转移海外、产业空心化和工人失业，也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衰落，使边缘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更导致新民粹主义兴起和全球化逆转。在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经济、社会、政治和世界体系危机面前，新自由主义所打造的中产阶级支配社会的神话、新自由主义“最小国家”观念、新自由主义关于“人权高于主权”、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观念纷纷破产。阿明、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马西莫·达莱玛、简·奥托·安、法特稀·阿尔卡利布、宋丽丹和陈人江等学者围绕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围绕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做了发言和研讨。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与会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的概念工具，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基本逻辑，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法论。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从《资本论》提供的分析逻辑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从唯物史观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进行了解析和批判，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对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制度替代问题进行了阐发和研讨。学者们还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野和交汇，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和主张，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遇到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当代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能力、现实化的调教功能和道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萨米尔·阿明、大卫·哈维、马西莫·达莱玛、博卡拉、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赵敦华、丰子义、赵家祥、潘维等学者对此主题做了发言和探讨。

　　第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在方法论层次上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原子论和经验主义世界观；在核心价值观上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在经济制度上强调既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又限制和克服其消极影响；在政治制度上强调既发挥人民民主，又确保国家能力对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调节；在全球化新阶段的顶层设计上，集中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践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包含着东方大国自身的发展逻辑、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探索逻辑，以及人类命运反思的探索逻辑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上述逻辑轨道上经过艰辛探索而确立的，這些逻辑轨道是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轨道，而中国的命运在一定意义上和全球化时代多数发展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也为处于西方核心文明区的人们反思西方文明提供了参照。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必然具有世界意义。郑长忠、迈克尔·唐迈、提瓦纳、李玲、许建康、舍甫琴科、特里克·德雷、本纳德·福诺、冯颜利等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进行了确认和讨论。

　　第五，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系统性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失效，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发生转向，新的时代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自《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历经从西方到东方、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从挫折到重新崛起，已经变得更具解释力和实践力。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对金融资本的扬弃能力，具有带领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具有引领全球化新阶段的能力以及替代新自由主义重塑人类文明的能力。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面临艰巨的任务。与会学者认为，国际金融资本的统治体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博弈是长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中坚力量，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关键在于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使命型和自我革新型政党。谢里夫·穆罕默德·菲亚德、穆阿塔法·哈夫纳维、莱恩、希梅内斯、迦凯·布伦特、亚当·赫什、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阿德汉·赛义德、田心铭、黄蓉生、何怀远、章忠民、邓纯东等学者对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必然性、途径和前景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

　　综上所述，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中外学者们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全球化转向以及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在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和全球化转向的基础上，勾画了一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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