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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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全球化论文

　　收入、工资、财产：分配不平等的三个维度

　　几年前OECD出版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处于分裂之中：为什么收入差距持续上升？》，对15个OECD国家的收入差距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14个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平均上升了14%；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前后，其中9个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出现了上升，只是上升幅度有所减缓。

　　在这些国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上升。不同的研究结果都显示，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收入差距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水平，不同收入阶层具有大致相同的收入增长，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之间收入差距几乎保持不变。可是，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代表的共和党执政以来，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出现了持续上升的过程，至今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最新的一篇文章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测算出美国长期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从1968年的0.386上升到2018年的0.483。这是一个很大幅度的上升。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Saez）教授的研究，2018年美国最富的10%的人均收入是其余90%中下层人群人均收入的9倍多；而处在收入分布金字塔顶端的最富的1%和0.1%人群的平均收入是90%中下层人群的39倍和196倍。

　　而收入不平等只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维度，另一个维度是工资分配的不平等。美国工资差距同时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过程。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不同工资组员工的工资增长率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异。有数据显示，在1979—2018年近40年间，美国工资最低的90%员工的工资实际增长率仅为24%，而工资最高的1%和0.1%员工的工资增长率却高达158%和341%。显而易见，这种高工资人群和低工资人群的工资增长率的不断拉大，最终结果是他们之间工资水平差距的不断扩大，进而推动了收入差距扩大。

　　在考察收入分配的变化时，我们不能忽视财产分配的变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与财产分配具有紧密的联系，二者相互强化，更大的收入差距会带来更加不平等的财产分配差距，反之亦然。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家庭财产占有的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上升。根据美国财产分配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沃尔夫（E.Wolff)的成果，1983年财产最少的90%家庭占有的全社会财产的份额是32%左右，财产最多的1%家庭的财产份额是34%，比前者高出2个百分点；而到了2016年，前者的财产份额下降到22%左右，后者的财产份额上升到近40%，二者相差18个百分点。

　　过去40年西方国家财富分配不平等日趋严重的问题激发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其中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Piketty）的研究尤其受到关注。他在2013年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极大激起了西方学术界对西方国家财产分配问题的重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财产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也非美国所独有，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都出现了类似的财产分配不平等上升的问题。如阿尔瓦雷德等的研究显示，法国最富的1%人群的财产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6%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28%，虽然在此之后有所降低，但2010年后仍处在22%以上。同样，在此期间英国的最富的1%人群的财产份额也上升5个百分点左右，最富的10%人群的财产份额上升了7~8个百分点。

　　对于发展国家来说，各国收入差距的变化有所不同。一些从全球化受益的国家也经历了收入和财产差距的扩大，中国是一个代表。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也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印度是另一个受益于全球化的经济体，也出现了收入（消费）差距扩大的过程。印度学者古什（J.Ghosh)在一篇文章中论及到，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印度城市中最富的20%人群的消费份额增加了40%，农村中最穷的40%人群的消费份额只增加了6%。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印度的消费差距和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在新世纪开始后，印度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继续扩大。在2004—2012年期间，印度消费支出差距的基尼系数从0.384上升到0.395，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0.536上升为0.543

　　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公共政策调整：加剧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三大要素

　　面对工资、收入、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严重化趋势，一些学者试图加以解释却缺乏共识，笔者尝试从大量的研究文献概括出几点共识。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资本全球化，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巨大变革，是导致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两极化的主要原因。它们不仅改变了全球的利益分配格局，对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产生了影响，也对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为了参与全球竞争，国内公共政策也作出重大调整，不得不面对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的挑战。

　　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表明，经济全球化主要还是商品贸易和资本的全球化，特别是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资本流动的一般趋势往往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从资本相对过剩的国家流向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从资本收益率低的国家流向资本收益率高的国家。在劳动力不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资本的国际间流动会带来国际间劳动力就业的变化，资本流出国会失去就业机会，而资本流入国会增加就业机会。

　　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资本来说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也就吸引着更多外来资本进入。这样一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了更高的增长率，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了大发展，就业率大幅度提升。在贸易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些国家对外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到发达国家，而且由于其具有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会不断增加出口，逐步替代了发达国家本国生产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发达国家低技术工人的就业困难和工资水平的下降，从而进一步带来了工资差距、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的扩大。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发达国家往往都是资本输出国，又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国，它们的资本的确会从资本全球化过程获得丰厚的收益，而它们的低技能工人难免会在贸易全球化中受到伤害，这些工人的就业变得越来越困难，工资水平停滞不升，甚至有所下降。因此可以说，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结构和资源分布情况下，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对于资本是好事，但是对低技能劳动力未必是好事。这也是为什么从2010年开始，西方国家出现越来越多的游行示威，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浪潮的原因。

　　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许是另一种景象，外来资本带来更多就业机会，经济加速增长，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以后，工资和收入开始上升。从这个意义来讲，一些发展中国家引入资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时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赢家”。这也导致全球利益的再分配。比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大幅度上升，使得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中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

　　引起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不平等上升的另一个诱因，是高科技的加速进步。从长期看，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但从短期看，科技进步对就业和工资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一些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发达国家一般具有更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又有雄厚的资本实力作为支撑，科技进步更容易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特别是高科技带来的一些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变化。更准确地说，新技术进步带来了潜在的市场机会，而资本是将这种潜在机会变为实际利益的驱动器。

　　新兴产业不仅靠新技术支撑，更需要高科技人才的加入。在资本的支持下，大量的新兴高科技企业为了吸引人才，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会不断提高工资水平和增加激励手段。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高科技企业高端技术人员收入报酬不断上升的现象。与此同时，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自然会影响到传统行业的就业和工资增长。在这些行业中工资增长是缓慢的，甚至是下降的。而且，在产业结构发生急速变化时，就业结构由于受到劳动力自身禀赋的牵绊不能及时调整，这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传统产业工人的就业和工资水平。

　　新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冲击是机器替代劳动。一些研究发现，最易于被新技术机器替代的职业是那些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办公室的文职人员，从事重复性、常规性劳动的员工等，而这些人员大多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他们失去工作以后，即使重新找到工作，其就业的稳定性和工资收入水平也会大不如前。这导致了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就业岗位的“极化”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中等收入群体萎缩。

　　一些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三个原因，是其国内公共政策导向发生了转变。这些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形成了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到了80年代受到诟病。为了提高效率，提升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它们对税收和福利制度进行了整改，以适应全球市场的竞争。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的支出，几乎成为所有高福利国家的不二选择。

　　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的变化，也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在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Stiglitz)教授的近期著作《不平等的代价》（ThePriceofInequality)中进行了很好阐述。他认为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有市场力量的影响，但更主要是由政府政策导致的。一些公共政策的变化使得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不利于穷人”。这些变化包括对金融部门的放松管制政策，不断弱化公司治理制度，为富人提供补贴、漏税避税、寻租和获取垄断利润的政策和规则，以及取消和削弱针对穷人和中低收入人群的政府福利项目，等等。不言而喻，这些政策转向的最大受益者是高收入阶层，而受到伤害的是中低收入阶层。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收入差距的变化原因则有所不同。它们除了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之外，更多的受到本国经济和社会体制及其公共政策的影响。在世界几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有的国家经历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如中国和印度，也有的国家在近十多年经历了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如巴西。比如，20世纪80年代巴西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曾超过0.6，然后从21世纪初开始巴西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2000—2011年基尼系数年均下降1.3%。巴西取得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发展和再分配政策力度的提高。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上技术人员的供给，缩小了高技能员工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政府对低收入人群增加转移支付又会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

　　中国收入分配的启示：共同富裕

　　毫无疑问，对于中国来说，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引以为戒。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也经历一段时期的收入差距快速扩大的过程，虽然最近几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所缓解，但是收入差距仍处在一种高位水平。而且，由于最近20年中国居民财产积累速度惊人，财产分配差距急剧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变得愈发突出。

　　中国在过去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冲突，除了强有力的维稳手段外，更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使得许多中低收入人群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未来经济趋于中低速增长，加上外部冲击因素的增多，中低收入群体能否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就是一个问号；如果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是否仍能保持社会稳定也是一个问号。

　　为了消除这些变量，我们必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初次分配领域，重点是解决市场不完善和扭曲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平衡问题。在再分配领域，重点是强化税收的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性，加大对低收入人群和相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的力度。

　　总之，我们应该从现在起未雨绸缪，改变发展理念，建立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顺利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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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300年前，殖民扩张和奴隶贸易加速了西欧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为工业革命的开展奠定基础。第二阶段始于100年前，远洋运输和国际商品贸易开始成为联结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方式，并催生了关贸总协定及之后的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协调国际经济秩序并促进自由贸易的发展。最近的一个阶段则始于50年前，跨国公司迅速崛起并日益成为国际经济舞台的主角，大有以资本跨国流动替代商品跨国流动之势。根据著名国际关系学家小约瑟夫·奈的研究，到2010年，至少有192家跨国公司的年销售额超过了世界一半以上国家的经济总量（以GDP衡量），真可谓“富可敌国”。可见，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显著改变了人类生活和世界经济秩序。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一直强调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及其FDI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影响。西方的跨国公司不但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溢出”到发展中国家，而且还将先进的制度信息传播到世界各地。一些经验研究也发现，来自发达国家的FDI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产权保护和营商环境，甚至遏制了东道国官员的腐败程度。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西方跨国公司并非“天使”，而是“入乡随俗”，通过贿赂当地政府以开拓市场、牟取利益。据报道，德国戴姆勒、美国沃尔玛和英国葛兰素史克等国际商业巨头都存在贿赂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的行为，这不同程度地损害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

　　这一背景引起了笔者的深入思考。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位居世界前列，从一个吸收外资为主的国家转变为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经济体，那么中国的跨国公司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是否也对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产生影响？这一制度效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无疑，这一问题是重要的。一方面，中国在深入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对东道国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特别是对制度领域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研究相对欠缺的空白地带；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与西方国家迥异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其对东道国的制度效应可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开始整理相关文献和跨国数据，试图通过严谨的计量经济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我们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制度效应存在异质性的影响。具体来说，对于制度质量弱于中国的东道国，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改善了这些国家的制度质量，特别是在“腐败控制”“监管质量”和“法治水平”三个方面，而对于制度质量高于中国的国家，上述制度效应则并不显著。可以说，中国的跨国公司已经日益成为改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国家制度环境的一种重要机制。

　　本研究的初稿在国内外多个研究机构进行过汇报，与会专家多次提及的一个难题便是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即很有可能的是，东道国较好的制度质量吸引了中国的跨国公司，而不是中国的跨国公司改善了东道国的制度质量。面对这一难题，我们通过研读大量国际经济学文献，并集合中国具体国情，创造性地构造了以“中国与各国的地理距离”和“中国国内工资水平”为基础的工具变量，相关检验表明，这一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也值得指出的是，在研究过程中，一个基础性的工作便是对跨国数据进行整理，这一看似简单的工作实际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同时也得到了宝贵的经验和启发，这里简单分享：首先，应熟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跨国数据库，例如“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世界治理指标”数据库、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的数据库等，并仔细了解相关变量的构造方式、计价单位和时间跨度。其次，应熟悉各国的国际通用代码和简称，在拼接（merge）不同来源跨国数据时做到准确无误。这也要求我们不时关注一些国家政权和领土变化的状况，确保跨国数据的历时可比性。最后，应将一些广泛被认为是“避税天堂”的国家剔除在分析样本之外，确保研究样本与研究问题相一致。

　　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效应”这一重大课题，我们的研究仅仅迈出了一小步，希望这一努力让后续研究“接踵而至”，为构建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贡献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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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世界总GDP的提高，跨境资金流动逐渐壮大，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高效率、开展投资、降低风险提供了新机遇，但另一方面也会增加不稳定因素、扩大扭曲局面。本文通过梳理已有的金融全球化文献，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金融全球化挑战提供了指导和借鉴。本文重点关注两个问题：在何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无法从更大规模的资本账户开放中获益，以及发展中国家可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以保护其不受外国货币政策的冲击。

　　在开放经济体的新古典模型中，减少或者清除跨境资本流动阻碍对发展中国家有两方面的好处：其一，平衡各国间的资本成本水平。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相对资金缺乏，资本跨境流动的成本越低，他的资本成本也越低。而理论上，资本成本的下降，可以吸引更多投资，增强经济运行效率，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其二，提高国内和国外居民分担风险的能力，换句话说，随着更多的资产被允许跨境持有，国内消费对国内产出的波动不再敏感，居民个人承担的风险越多，整体的社会福利也越多。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国内GDP增速浮动更大。所以，在理论上，发展中国家从分担风险中的获益也越大。此外，更强的风险承担能力有利于公司获取更多的投资，也可以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

　　除了上述两点外，政治经济学文献也给出了金融全球化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原因——随着资本流动更加自由，政府作出不利决策的可能性更低，而相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宏观政策一致性更差，这种政策规范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更多。

　　但是在实践中，跨境资本流动似乎并没有发挥预期作用。作者通过文献整理，总结了四个导致跨境资本流动未尽其用的原因。首先，国内金融市场扭曲，资本无法配置给最优秀、高产出的公司；第二，国际资本市场扭曲，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过度借贷，且借款多为短期借款或者集中向某一国家借款；第三，国内劳动力市场扭曲，缩减了资本的收益，提升了在公开资本账户中资本外逃的几率；第四，国内政府机构软弱无能，监管不力。

　　金融全球化也会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管理提出了挑战，本文总结了名义汇率机制和资本流动管理在国际货币冲击传导中所发挥的作用，重点介绍了Han和Wei在2018年发表的文章[1]，该文在理论创新上做出了巨大贡献，提出了测量国家预期变化在利率中的表现方式，并且检验了短期和长期利率角度的货币自主权。

　　本文汇总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文献，发现在实证研究中所用到的数据，并不存在符合利率困境(dilemma)或者三元悖论(trilemma)的特征。相反，将两者结合起来能更好的解释现象：在核心国家收紧货币政策时，对于不受资本约束的外围国家，浮动利率会辅助其拥有政策自主权；另一方面，当核心国家放松货币政策，他们大多会被“对增值的恐惧”（fearofappreciation）支配，采用相同的宽松货币政策。

　　因此，浮动利率提供了不对称或者不完全的与国外货币政策的隔绝。相比之下，不管是在固定利率还是在浮动利率下，资本约束都为外围国家隔离外国的政策冲击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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