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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与现代中国》是一本由[美] 裴士鋒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2.00，页数：29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一)：在湖南人的洪流中翻找大石头下的珍玩
湖南人作为一个族群凸显，是从我深入黑茶/边销茶历史时注意到的。
左宗棠平西北回乱，一路杀到新疆，同时也把湖南商帮引入到丝路贸易中，这段商路自有汉唐以来，一直在陕甘商人的把持中，也有不少归化和暂住的西域商人，早期主要是粟特人，后来统称回人。陕甘商人体现在清末的茯茶贸易中，即东柜西柜，也就是汉人商帮和回人商帮两个体系。在西北回乱后左宗棠引入南柜-湖南商帮，一举占据了茯茶贸易的半壁江山。湖南商帮可以说追随湘军，以军需起家，最终进入各种利润丰厚的跨地区的国家管控贸易中。朱镕基的曾伯祖朱昌琳，号称湖南清末的首富，就是借着湘军东征先入淮盐业，后跟左宗棠入西北做南柜老大，进入茯茶边茶业发家的。
粗粗翻翻湖南的商业历史，清末之前无大商家，没有闻名四方的商品。
湖南人跟湖南商人一样， 自古都属于边陲化外，俗称湖南骡子。不仅仅是指湖南人的负气和激烈的性格，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的体现。偌大湖南，作为楚地时，属于边陲。湖南人民至今引领为精神象征的屈原，其实是湖北人，因失势发配到蛮地湖南后，投江自尽的。屈子以下，晚清以上，湖南名人，一个手可以数出来。明清科举，湖南始终是倒数3名之内。非常好奇，岳麓书院的门联“惟楚有才”是怎么来的。
本书指出了湖南人性格的最重要的历史根源：在楚地独领风骚的时候，湖南是楚地的落后边陲，到了帝国大一统，即使湖南从地理上不算边陲了，但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湖南还是不折不扣的边陲。因自卑而自负，因闭塞而负气倔强，湖南人民的心理经过两千多年的不断强化，至今未变。
自太平天国湘军突起，湖南人在帝国的历史上每一个重要的关头和角色，都深深留下了湖南人的印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核心和实干家都是湖南人。
本书将湖南人在近现代的崛起，归为船山遗产，完全是对中国文化和湖南性格的理解有误。船山的学术和精神，完全是皮毛而已。湖南人被压抑了几千年的性格，自湘军点起了湘江人民的雄心：湖南人从来都不是又傻又笨的骡子，我们是独挑天朝的脊梁。曾经争论不休的湖南自治论，也是从自卑到自负的大爆发的高潮。
从大处着眼，作者慧眼指出了湖南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其内因无非在于船山遗产和湖南性格，外因则是湘军突起，给湖南人以更大的视野，将湖南人带到了国家政治舞台的核心。湘军之后的谭嗣同，黄兴和毛泽东都根植于在曾国藩，左宗棠的政治经济遗产。
老外做史，眼量长远，也翻起了不少脚下石头。石头下埋藏的玩意儿宝物，也许作者不识，也许有意简省了，本书并未去挖掘这些石头下掩埋的珍玩。
石头一：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人是先锋也是主力，黄兴，宋教仁，蔡锷，杨度。。。。孙中山为何在民国历史里独占历史地位，也许从第三者袁世凯的话里能看出一些端倪：“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这个石头下定有不少珍玩，有心人可以深耕一下。
石头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豪杰已经不显山露水了，只是勉强晋身于京沪粤集团中。在这之前的几年中，毛泽东从一个旧民主主义者，甚至鼓吹湖南自治的湖独分子，怎样思维转变，混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这是我读此书时和作者共同翻起的另一大石头。毛泽东早期的历史有太多的大石头，1918追随杨昌济赴京到1921党的一大召开这一段时间里，几个关键词可以深度挖掘一下，杨昌济+章士钊+留法运动+两万大洋。两万大洋后，毛泽东回到长沙，和彭璜建立俄罗斯研究会和文化书社，形影不离。1921年两人失和之后，彭璜失踪，毛泽东和易礼容是彭璜在世的最后目击者。彭璜到底去哪了？这段时间是毛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其后虽经历千山万水，其志再未改变，也不用躲躲藏藏，涂涂改改了。
原载：读后记https://www.choubb.com/？p=3208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二)：湖南人的地方认同与国家视野
在关于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地方史”的视野长久以来都为研究者所重视。中国太大，在南方与北方、沿海与内地，以及各个省份之间，固然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同质内涵，但似乎同时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异。如果说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研究，所提供的可谓是一种鸟瞰式的全景，那么以“地方”为取向的历史叙事，往往能够通过“眼光向下”的方式，窥视到生动活泼、复杂多元的具象。
在诸多的地方史研究论著中，新近翻译出版的裴士锋（StephenR.Platt）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似乎别有一番新意。作者似乎相当独到地观察到现代中国历史变迁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处于内地的湖南，与西潮直接冲击下的上海、北京，以及广阔的沿海地区一样，也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促成历史变局的新思想和新能量。在作者看来，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开始，中经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蔡锷、黄兴、杨毓麟、杨度等人，再到影响现代中国至为深远的毛泽东，都在传达着一种独特的湖南人精神。湖南人的特有癖性，似乎为了解近代中国的丰富性打开了另一扇窗，有助于矫正长久以来研究近代中国偏重对外接触、侧重中央政府所带来的偏颇。
当然，若是仅仅注意到湖南人对于现代中国的巨大影响，其实也算不上有太多的新意。早在上世纪70年代，包括周锡瑞（JosephW.Esherick）（《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张朋园（《近代湖南人性格试释》）等研究者便已经注意到这一独特的现象。而近来的一系列关于湖南人物的传记、以湖南省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如藤谷浩悦的《湖南省近代政治史研究》），以及诸多的以湖南为出发点的史料搜集和出版工作，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我们窥视到湖南在现代中国的独特地位。就此而言，裴士锋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虽然视角独到，但似乎也并非开天辟地之作。
事实上，构成本书新意的真正所在，并非作者以湖南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而是作者在湖南人的地方认同与中国认同之间所作的较为彻底的切割。过去以湖南为中心的地方史研究，虽然强调湖南的独特性，但却仍然重视在作为地方的湖南与作为整体的中国之间的有效互动。对于湖南地方性的强调，与其所展示出的富含普遍性色彩的中国性格，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然而，裴士锋在本书中却是“把湖南视为本身自性具足的一个主体来看待”，认为“湖南不是中国的缩影，就像中国不是亚洲的缩影；湖南就是湖南，是一个在湖南人心中独一无二的地方，湖南史与近代中国不可分割，但不可分割不代表类同”。
在作者看来，与以往人们所耳熟能详的认识不同的是，不少的近代湖南人实际上是将“本省摆第一位”，而将“帝国摆第二位”。近代湖南人实际上有着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的自信，他们自视“湖南人独一无二且有别于其他中国；湖南的学校和学者组成的协会同心协力，乃是落实湖南本地共有文化的关键；湖南注定要负起启蒙中国之责；湖南人为王夫之的后代，因而注定要履行他不服当道、践实履行的遗风”。从借由平定太平天国的契机而兴起的湘军，到戊戌变法时期湖南独树一帜的维新创举，再到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等人提倡的湖南自治运动，都似乎在书写着一种有别于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叙事。如果说现代中国为人所常见的乃是那种自上而下的“以国家为导向的民族主义”，那么在作者看来，诸多的近代湖南人所展示出的，则是一种专注于地方的“草根民族主义”。虽然前者已经成为主流叙事，但后者在具体的历史变局中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饱含着另一种可能性的力量。
对于裴士锋将近代湖南人的地方认同，理解为一种独特性的“草根民族主义”的做法，汪荣祖此前在阅读本书英文版后曾对此进行严厉批评。在汪荣祖看来，裴士锋的研究，乃是饱含着“分裂中国的未来”的阴谋，是以标举近代湖南人的独特性地方认同之名，而行解构实质性的中国认同之实的举动。（汪荣祖：《评〈湖南省的爱国者〉：湖南人不是中国人？》）汪荣祖的批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裴士锋在本书中对相关史料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着“以论带史”的嫌疑，往往为了突出近代湖南人的地方性认同，而牺牲了对部分史料进行多元阐释的可能性。不过，对裴士锋的研究作出政治化的解读，虽然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批判作用，但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其所包含的学术性意涵。
事实上，裴士锋对于湖南认同的强调，乃是联系着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解构主义盛行的风潮。裴士锋的做法，实际上与杜赞奇那部已经为研究者所广泛知晓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Narratives ofModern China）中所提出的主张，有着某种暗合之处。裴士锋与杜赞奇一样，都广泛地质疑那种习以为常的线性的民族国家叙事，而试图在此种“压迫性”的叙事当中打开一个缺口，安置和寻找所谓的“复线历史”。二者之间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后者将研究的视野遍及省籍、语言、教门、帮会等多种有别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从而呈现出一种表述上的“不稳定性、交叉性以及随之而来的认同”。而前者则仅仅专注于近代湖南人的特殊性地方认同，并视之为是并行于那种自上而下的民族国家认同叙事之外的饱含另一种可能性的认同。
就此看来，裴士锋对于湖南认同的强调，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卑之无甚高论的历史叙事。这倒不是说裴士锋对于湖南独特性的挖掘没有任何学术意义，而是说他实际上并没能回应此种“复线史学”在现代中国历史叙事中所遭遇的普遍性困境。现代中国虽然饱含着多样性的身份认同，但在其“旧邦新造”的历史转型中，却并非像同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以及更为久远的罗马帝国那样，因内部多样性的认同而最终趋于分崩离析的命运。相反的，在看似充斥着多元性的、饱含张力的身份认同之下，中国却十分巧妙地几乎完整保留了帝国时代的遗产。如果像裴士锋在本书中所指出的，近代的湖南人有着广泛的“湖南认同”，那么这种认同何以最终纳入到中国认同之中，而不致发生像匈牙利脱离奥匈帝国、库尔德人反抗奥斯曼帝国那样的历史变局，则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这恰恰又是作者在本书中轻轻放过的问题。
原文载《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2月16日 09 版）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三)：政治历史浩瀚而无常
平时历史以及政治书籍看得少，读这本书很吃惊，最惊愕的是彭璜的突然人间蒸发，个人认为本书在很明显地暗示彭璜是被那位大人物暗杀掉了，非常揪心，想穿越回去看真相是怎么回事。
其次吃惊的是湖南闹独立在近代这么凶狠，而且领头人之一就是那位大人物，并且重要领导的檄文里用爱尔兰（在凡是稍微有良知人看来当然应该）独立来作比。联想到如今的台湾，深觉课堂上的历史政治知识是多么的片面和肤浅。
因为自己对近代湖南出的人才有所了解，本书重点刻画的湖南多才俊到了影响中国命运的事，我已经知道了，这本书让我把原有知识体系更加扩大化。
读这本书，让我觉得“自古以来”“天理”之类的静态的历史是非观和政治信仰是非常脱离实际和目光短浅的，看看那位大人物在本书涉及到了时期是怎么大变特变彻底变政治言行的吧。这只是一本通俗的书，只是一本记录几十年历史的书，一本记录区区一个省的书，里面描绘的政治主流是多么频繁的彻底改变。可见时势造舆论，做人和看问题要顺势而为，不要脱离时代。
大仲马说历史不过是我用来挂小说的一颗钉子，其实政治正确的理念也是人用来过得更好的一件衣服。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一个经典比喻，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我觉得历史不应该这样比喻，因为历史其实不带道德审判和政治立场的，茨威格写《人类群星闪耀时》以及司马迁写《史记》夹带个人情感只是因为作者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但历史本身只是“过去发生过的事”，评论感慨的是人，不是历史，所以不存在任人打扮，我觉得政治更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四)：从书中了解湖南发展历史
作为湖南人，一直比较自豪本省近代中国涌现出来的伟人，比如毛泽东，曾国藩，左宗棠，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但对于湖南近代史的发展过程却不是很了解，通过这本书，倒是可以了解个大概。
首先要说的是，作者是个外国人，翻译成中文后，读起来感觉不是很畅快。
其次关于20世纪20年代后的内容实在太少了，而这个时期湖南涌现出来的人才事迹应该更为精彩。我的理解是全书是探讨影响湖南的思想根源和发展轨迹，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已经是开花结果，没有更多的更新了。
最后书中有很多对书信或文章的大段解释，很影响阅读，到后面我就直接翻过去了。
比较深的体会是，王夫之原来对我湘近代有如此大影响，堪称近代思想鼻祖，郭嵩焘竟然对我湘思想发展有如此贡献，堪称第一功臣，其他如谭嗣同，黄兴，杨昌济，蔡锷等人又用不同的方式诠释了湖南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而他们都受到湖南维新思想的影响。
另外，毛泽东早年提出过湖南独立，而当时他又很快转变了想法，迅速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还好有如此转变，否则近代中国会发展成啥样还真不好说了。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五)：现代史舞台，湖南人为什么能占据“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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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对频繁出现的湖南牛人肯定是不会陌生的。
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黄兴、杨毓麟、陈天华、宋教仁、蔡锷、毛泽东，等等。
牛人太多了。
2
那么，现代史舞台上，为什么湖南人会出现这么多牛人呢？
对这个问题，《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这本书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因为根据作者的历史观念，湖南牛人多，是后来历史呈现出来的结果，但历史本身是相当复杂的过程。就算有这么一个结果，也未必就能找出什么终极性的理由。
3
可问题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形成这么一个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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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书的开篇，作者除了讲要破除沿海或通商口岸中心论以外，他还讲到，要通过这本书，缕清楚这些参与中国现代史的湖南牛人之间的个人关系。
因为，正是这些关系，把越来越多的湖南人一个个拉进了中国现代史的舞台。
这话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想说，现代中国的舞台，湖南人表现很抢眼没错，但你们没注意的是，这些抢眼的牛人之间，还有很强的亲缘关系。
5
很多人不太同意作者老是强调湖南自治或独立的骄傲心态。
其实，你读了这本书就会知道，作者没有从强调湖南人或湖南本地某个单一的优越特征出发，论证湖南有多牛。
相反，他还特别强调：除了那些大人物外，当时湖南本地的普通人是相当封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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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汉的故事就表明这点。
他就是一个主张杀光所有传教士的湖南普通人。当时，湖南这个地方，被洋人当成最恐怖的地方之一。洋人打这里经过，都感觉怕怕的。
关键，周汉在当地的声誉还特别高，因为当地老百姓都很相信他，认为洋人会将小孩开膛破肚。
英国人给清政府试压，要将周汉抓起来。湖广总督张之洞还有点怵，不敢抓。因为这个周汉，太多人支持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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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湖南人或者湖南这个地方，本身不特别。
恰恰是因为感觉到湖南的封闭和落后，才使得当年郭嵩焘决定不回北京，要留在湖南，改造它。
至于，说湖南人牛人多，是因为他们的性格霸蛮，或者说湖南人爱辣椒之类的，就更是有点胡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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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不是因为湖南人都有一种贯彻始终的“湖南精神”的存在呢？
隐隐约约，作者确实始终提到一点：这帮湖南籍的改革家都有个共同的精神源头，这就是湖南籍学者王夫之。
这个精神源头的存在，使得他们奋发图强，完成不少了不起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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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情况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作者找到反满学者王夫之，把他当成一条讲述湖南故事的潜在暗线，本身很不容易。
但是，这样一条暗线对于这些湖南的领袖们，真有那么重要吗？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毛主席。他老人家当时借用船山学社搞革命。
但他们当时研究和信仰的，可不是王夫之的船山之学啊，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所以，你不能说是王夫之精神影响他，然后才有后来的辉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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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郭嵩焘到谭嗣同，再到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再到杨昌济，他们对于王夫之的解释，都是大异其趣的。
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取舍。
王夫之，是个德高望重的老学者，但也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啊。
甚至，连袁世凯这样的人都能从他身上揩点油啊。
王夫之，对他们都有或强或弱的影响，但不足以解释湖南人的活跃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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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开头作者提醒我们的，要去搞清楚这些湖南主事者的个人关系。
作者还提醒我们，湖南的改革家不同于香港或上海的改革家，他们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他们几乎不用费心去攀同乡关系，因为周遭全是湖南人。
所以，湖南人闹革命，不是躲在书斋里写宏大的文章，而是直接创办大量实体的学社或学会，立足本地，向自己的学生或朋友、家人宣扬自己的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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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创办两个现代化的学校、船山祠，主办公共演讲。
接着，从郭嵩焘开始，这样一个办学、办民间团体的传统就没断过。
它传到谭嗣同，就是时务学堂和南学会。
传到谭嗣同的朋友唐才常，就是自立会。
传到黄兴，就是明德学院和华兴会、暗杀队，
再传到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就是船山学社。
然后，再就是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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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南这个革命传统里，我们似乎能够找到一点早期公民运动的雏形。
这种运动或革命的特点是：它是草根性的民族主义运动，是自下而上的，是立足本土的，是为反抗外在压迫而兴起的。
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现代史上湖南人卓越表现的终极原因。
但，从郭嵩焘在船山祠办定期的公共演讲开始，越来越多的湖南人志士，以这种方式吸引了大量的老乡、亲属、同学、同事、军中同袍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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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结论：湖南人在现代史上表现活跃，就是因为他们喜欢办学校、成立公民社团。而这些社团，总是先吸引本地的有亲缘关系的人进来，所以，使得越来越多的湖南人卷入了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至于王夫之，是让人聚到一起来的理由，也成为人们提出主张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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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这种闹革命的特点。让我想起来，中国人似乎干什么事情，都有这么一个特征：就是喜欢从亲缘关系开始积累，最后发展成某个地域的特色。
比如，莆田系搞医院，就是这样啊。做钢材的、做茶叶的，做建筑的，往往都会有这样地域聚集的现象。
安徽的泥瓦匠就很出名。做钢材生意的，好多就是福建人。以至于，因为他们坏账多，所以在银行的信誉很不好，弄得很多银行干脆规定，只要是福建人贷款就不给贷。
写《中县干部》的冯军旗甚至发现，就连北京各大高校里的复印店，都是由同一个地域的人在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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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说，中国人的关系是差序格局式的。简单来说，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像水里的波浪一样往外推，与自己这个中心越近的人，就越亲。
所以，中国人做生意，找帮手找伙伴，总是从身边最亲的家人、朋友、同学开始找，然后慢慢累积，逐渐整个地域都被拉进来做这项生意。
从而也就造成，某个地方在某个行业特别牛的印象。
我觉得，《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这书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除了做生意，就连闹革命这种事，中国人都是讲亲缘关系的。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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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六)：摘要（关键词）
一次远行一本书！《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王夫之到曾国藩、郭嵩焘，杨毓麟到杨昌济，湖南历代先贤，传承的湖南精神，岁月的沉淀，船山学社到毛泽东思想，一代一代的思想浪潮和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反思与困惑，感触良多。书到用时方恨少，此书的方方面面接触的太少太少，需研习先贤精神，逐一了解中国文化更为深层次的核心内涵[愉快]儒礼不屈之道，现今的断层已越来越深[可怜]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裴士锋（Stephen r .platt）
《楚宝》 《沅湘耆旧集》 邓显鹤 古稀之年
《四库全书》 《礼记》（儒家礼数典范）
《船山遗书》 《读通鉴论》《礼记章句》《噩梦》《思问路》《黄书》《宋论》
王夫之 宋儒张载
郭嵩焘 （船山祠）严复（翻译）
湖南四位先贤：
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
《曾国藩家书》
王闿运 唐才常 毕永年
《仁学》谭嗣同（老师；欧阳中鹄／刘人熙 程朱理学／涂启先） 王先谦
嘉纳哲学（日本）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黄兴 杨毓麟 谭延闿
杨昌济《讲堂录》
四大创始人：
毛泽东、彭璜、贺民范、何叔衡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七)：一个弗南人读这本书——老祖宗还是会玩的
好吧，我承认这个标题有点噱头，不过当初买下这本书的时候，的确是出于对湖南的自豪与骄傲。最初的目的，更多的是想知道自己的先祖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曾有过多么多么伟大的功绩。合上这本书的时候，才发现“功绩”根本不是作者要写的重点......再次奉劝各位，一定要看书的简介，不要像我一样，看着很中二的封面和书名下手了......
还是回归正题，评评这本书吧。手拙，大家将就看看。
第一，也是我觉得本书价值最大的地方，即发掘了一种不同的看待近代中国的角度，也许可以叫做“史观”。诚如本书的导论所说：
“本书的基本观点，乃是这样的矛盾之所以让人觉得吊诡，完全因为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建立在一普获认可但其实有待商榷的看法上：中国的现代性――和随之而来的所有政治与社会改革、民族主义、全球文化交流――完全是沿海通商口岸的产物，且从那些口岸往外扩散，启迪了内陆。在接下来几章里，我会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湖南其实是不为传统所拘的文化中心，是今日现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一个自成一体的节点。我们的目光停在通商口岸和首都太久，暂时转移一下视线，把湖南摆在中央，全新的中国近代史叙述随之呈现眼前。”
也就是说，裴士锋试图摆脱从宏观国家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思想，而是将湖南这一个单独的省份置于研究的中心。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掘到很多被主流思想所掩盖的东西。比如，谭嗣同的牺牲更多出于对湖南的热爱；华兴会本是独立的革命政体，与兴中会合并后，这个湖南革命势力仍然带有很强的独立性，甚至因为太排外而差点导致同盟会分裂；毛泽东这位新中国的国父，竟然主张过“湖南独立”运动，一度付诸实践......诸多被发掘出来的事件告示这，原来很多历史事件的主角，他们的一些抉择很大一部分是出于爱省之心或者其他原因，但在后来的国家主义历史学家手中，这些人则更多地被塑造成了“为了祖国命运而奋斗”的英雄。在本书中，这种行为即使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的表现。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的独特角度，为其增色不少，不知道是否有其他的书采用过类似的角度，我读书少，就假装没有吧......中国近代史并非教科书上所说的那样，是一条毫无波折的，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共产主义革命成功的单线，相反，在近代史的舞台上，各种力量、各种因素互相影响，撕扯，最终引向了近代史的最终结果（如同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而湖南本省独特的发展历史，则是其中的一种重要力量。这样的角度也让人了解到在近代时期，湖南做出了多少惊艳于世但如今又不为人知的事情，比如湖南的独立运动和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省宪法（以往只在联省自治中有所听闻），当然，这也达到了我读书的最初目的——“嬲他屋里的我们湖南人就是屌哈哈哈哈”
但是这种角度很明显是受到了西方的联邦思想和地方分权思想的影响。如我们所知，西方的主流是分，中国的主流是合，西方更强调地方权力，而中国则更强调中央集权（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欧洲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比中国大不了多少，人口更是比中国少，但存在有48个国家，比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还多......）。裴士锋的叙述中也多多少少表现他作为一个西方学者无可避免的地方主义思想，他总是试图找到符合他地方主义思想的湖南先贤的言行，用一些比较长者的话啊，这货too young too simple,想要把国家主义“批判一番”。一些不是指向湖南独立的表现，也被裴士锋强行扳到了湖南独立上面，而实际上，除了杨毓麟的《新湖南》和后来并未成功的湖南独立运动，湖南独立并不被怎么推崇，更多只是一种面对无能的中央政府或者外省的侵犯（比如北洋将军张敬尧）时的极端又无奈之举。
这样的新角度自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误）不过我们必须要在此时坚定地站好政治立场，不要被西方资本主义学者妄图分裂中国的花言巧语所迷惑。
第二，裴士锋以王夫之为线索，以线性叙述的方式，将中共成立前的湖南人的表现串联了起来。以往阅读的关于近代湖南人的书籍，对于为何湖南人会在近代突然发力，在历史舞台上绚丽起舞，的确缺少另人信服的解释。大部分书籍都把原因归结为吃辣所以湖南人热情积极，多山所以湖南人坚韧强力、荒蛮所以湖南人好斗封闭等原因，而《湖南人与现代中国》则指向王夫之思想以及其代代相传、不断演变。我从未读过有关于王夫之的有关著作，所以对于王夫之的思想我没有发言的权力。但纵观历史，那些在近代湖南呼风唤雨的人物，似乎都摆脱不了王夫之的影子。文中出现的邓显鹤、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杨毓麟、杨度、蔡锷、黄兴、宋教仁、杨昌济、彭璜甚至毛泽东，无一不曾阅读过王夫之的著作，并以各种方式，表现出他们深受影响。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名字，又往往通过各种方式，互相联系，代代相传（不过名人之间乱起八糟的关系本来就是民国的一个重要特色啊！！），竟真能够像一条线一样串联起来，不禁让人感叹历史的戏剧性，也另人深思：“裴士锋所言的王夫之精神，是否就真是湖南在近代崛起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种一条线串联这么多人的方式，有一个重要缺陷，那就是过于单薄，令人无法完全相信，并且有美式英雄主义的嫌疑（长者：sometimes naive）。上一段的最后一句我使用了疑问句，原因便在于此。至少我在阅读过程中，便觉得作者的一些叙述是很牵强的，近代史怎么可能是一条单线就可解读的，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湖南维新运动、华兴会和辛亥革命以及湖南自治运动，这些历史事件难道仅仅凭借王夫之思想和各大名人之间联系活动就能闹得惊天动地？裴士锋试图证明近代史研究中，除了教科书上单线的国家主义角度，还有一个省份的角度，不料自己也掉了这种单线的陷阱。本书还有点像近代史上湖南先人的传记合集，作者考察这些大人物的思想、动态，或者说，仅仅关注这些身为少数甚至异类的知识分子或者官员的动态，却缺乏对于整个湖南的人民、经济、政治、思想的钻研，难道改天换地的活动，就是在几个大人物在书房指点江山一番或者写几篇文章就能搞定？看来裴士锋同志很有必要学习一下人教版政治必修四哲学篇啊！
第三，吐槽一下作者吧......说实话还真得佩服作者的勇气，文中王夫之等人的很多作品，是中国人理解都有问题的文言文，裴士锋居然还研究引用得这么起劲，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中文原版还是翻译成英文的。因此他犯错也犯得有点起劲，错得实在是让我觉得这货太萌了啊- -。比如中文版198页的“洞庭云梦广”，英文成了“The clouds of lake Donting have broad dreams”也即是“洞庭的云拥有广大的梦想”= =这这这这，原意完全歪曲了啊哥们！至于文中很多引用文言之后，作者填下的自己的解读，也让我琢磨不透——“怎么不找个高中生当翻译文言文的助手！！！......”真是辛苦译者和校注者了，反正“校者注”这三个字在文中是不时出现的。看来国学的东西，还是要国人自己研究才行啊，一旦翻译成洋文，错误总会一打一打地出现......
总的来说，这本书值四星，但也不能再多了，槽点和优点并存，各位读者想必还是比我聪明的，看到作者一些让人的错误就忍忍吧......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八)：《船山遗书》的精神标的一直定位在湖南
首先从这本书开始说起。整体而言，还是值得一读，具体原因就不一一分析了。看了书友们的评价和留言，贬多褒少，这点我不认同。首先还是应该肯定这本书，不管你抱着什么目的去读，读后读到了什么，是不是没有读到你期待的东西，那都跟作者无关，毕竟写作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而且阅读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所以，作者写了什么，读者读到了什么，两者不搭完全能理解。但我还是不认同读者没有读到想读的或者没读懂就由此否定作者和作品。
以下谈谈我的理解。也借此说说作者疏漏的地方——湖湘文化。
有清一代，王船山都相当不受待见，其人其书，湮灭于史者凡200年。原因有三：
一是政治问题，他是明朝遗臣，而且曾经举兵抗清。
二是个人原因，就是王船山的个性——他30岁抗清失败后投奔永历帝于肇庆，然而彼时的小朝廷仍然党争不断，而他也不幸陷入其间。然后他就顿悟了：只要党争不息，明朝复国无望。他失望之余，正好母亲去世回家崩丧，一路清兵追捕，各种隐姓埋名，种种苦逼，可以想见，从此与这个小朝廷诀别。
三就是地域文化，即湖湘文化。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暂时又说回王船山。从33岁开始隐遁，至74岁逝世，凡四十余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逃亡、授徒、隐居、著述。身处国破家亡之乱世，其个人身世确实苦逼，吃的苦就不说了。也正是身处如此环境，促使王船山干了两件事：
一，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进行全面的反思、总结、批判。
二，对历代统治者，尤其是明朝统治者，进行全面的反思、总结、批判。
其间，吴三桂、清廷都有招揽过他，但都被拒绝。一代大师，最终在贫病交加中全发全服死去，应该说是死得其所。但是，他的著作生前基本无法刊行。据说，他生前也留有遗言，要求子嗣至少200年内不得将他的著作示人。
这里再插播一下，与他同时代的黄宗羲、顾炎武、李二曲，也都是明朝遗臣，也是大师级人物，待遇就很高了——天子下堂，名重天下，而且招收了一堆硕士、博士给自己整理著作。
这两下一对比，船山哥忠于明朝的坚贞不屈的形象，就显得无比高大，至少为湖南本地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绝佳的榜样；而他的著作中蕴含的深刻的批判思想，也为后来的思想启蒙留下了伏笔。不过，还是因为政治原因，再高大也只能在湖南一隅产生影响。这就出现了一个结合——王船山跟湖南紧密的联系了起来，纽带就是——湖湘文化。
这里又说回上文分析的第三个原因。湖南自古就是南蛮之地，历史上也都一直跟湖北绑一起，明清时都归于湖广总督治下。但是，湖南地区的地域文化，即以岳麓书院为策源地形成的湖湘文化，至少在宋代就已经形成。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湖南的士人一直都有一种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王船山以其艰苦卓绝，坚贞不屈的一生，理所当然的成为湖湘文化里程碑式的人物，也由此成为湖南人的精神坐标。
风云际会，历史到了一个新的拐点，历史周期律在清末再次发挥作用。湘籍士人很自觉的举起了王船山的旗帜，不断从其思想里吸收养分，寻找依据。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魏源、曾左，到改良派的谭嗣同，到革命派的黄兴、蔡锷，最后到主席。当然，主席是通过他的恩师杨昌济，大量阅读了船山的著作，而深受其影响。最后，以主席为代表，从湖南走出去了大量的人才。对现代中国，甚至是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印象。
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作者的基本观念。不过，我个人认为，作者唯一没有讲透的地方，就是湖湘文化。如果把湖南比喻为一位母亲，是什么促使这个地方，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孕育了大批量的英雄人物？毫无疑问，就是湖湘文化这根纽带！
由此，也可以做一个假设。假如王船山不是出生在湖南，没有湖湘文化的孕育，他的思想恐怕在历史上发挥不了这么大的作用，他本人和他的著作可能真的就湮灭了。因此说，王船山，和他的《船山遗书》，精神标的一直就定位在湖南。
最后，掉个书袋子：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船山！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九)：湖南人多半是不团结的
一日和几位同事饭后茶聊，一围十人当中，竟有八人来自湖南。于是便聊到地域人之差异。不出意外，我们一致认为，湖南人在今天来看，也是相当不团结的。
我记得我大学打过唯一的两次架，就是跟下铺的湖南老乡打的。大学期间有许多老乡会，不过据我了解，湖南人是比较不爱参与这类活动的。我们更加执着于自己的世界，而且一个个都还算标新立异。当然我不是说所有湖南人都是不误正业的怪人，只是在这些“奇葩”当中，你是比较容易看到我们的身影。同样在工作学习这样被称作“正事儿”的活动中，你亦可以看到湖南人在冒尖。冒尖这个词很好的解释了我们在性格上就不太趋于圆滑，可能这是我们不能团结的一个原因。毕竟，刺猬们是不太愿意互相拥抱的。还有你也许会常常看见山东人、东北人、河南人能够意气地帮助受欺负的老乡出头打群架，但是一定很少看到湖南人出现这种情况。哥们义气也是我们不怎么讲的一种东西，个人认为湖南不是没有这种东西，而是湖南人一旦讲起来，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这么看来，湖南人的确是不太团结，我们常常以“霸蛮”、“耐烦”来形容自己，不过这些不是原因所在。思前想后，我以为不能团结的症结可能是嗜辣的口味所致。因为嗜辣，所以脾气基本上比较爆，对于那些团结所需要的耐心不太容易培养起来，可能还没达成一致对外的共识，就先开始骂自己人傻逼了，然后就是内部干起来。
当然，这些纯属个人臆想。纵观历史，湖南境内达官显贵，文人骚客少之又少，好不容易出来几个，到后来多半还是被排挤，打压，落不着一个好下场。最早的屈原，汨罗江说跳就跳；然后是到了宋代才有个周濂溪；直到明代，才有个王船山。这些但凡有点成就的人，都是单打独斗，从来没有形成过合力。想在历史、政治的舞台上留下痕迹，单枪匹马基本上是炮灰的标配。湖南人炮灰了几千年，这一状况终于从明代的船山先生开始，有了改观。当然船山先生也没什么好下场，但他为后来湖南人的团结提供了基础。
自从有了指导思想，世界从此好有爱。湖南人从近现代慢慢开始活跃。风流人物扎堆出现，不再孤单寂寞冷的湖南人开始形成合力、开始搅动中华大地。
近现代湖南开始复兴。大致是湘军时代（曾国藩）、维新时代（谭嗣同）及革命时代（黄兴）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能看出湖南人在船山先生的思想衣钵里冲撞寻找，力图找到一条适合湖南的路。
可以了解，湖南应是内陆最早开始从思想上复兴的地方。“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民主、科学等西方精神，对于湖南人一点都不陌生，早在左宗棠、郭嵩焘那会儿就已经出现。接纳与排斥间，都潜移默化的在湖南人的心底发芽生根。湖南一直想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清朝丧权辱国的黑暗时期，可以说在当时即使全中国都沦陷了，湖南却没有，湖南省是外国人唯一不敢涉足的地域。湖南自有足够的自然资源，工业资源，军队，人才等一切可以支撑起当时的这样一个省份独立为国，湖南人也是最早颁布自己宪法的省份。关于湖南是否应该独立为国的讨论，可能持续有近百年，在这段时间里，湖南人开始团结起来，其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感觉到自身的不同，什么是湖南人？什么是湖南人的精神？我们为什么那么牛逼？我们都这么屌了干嘛不自己建国？我们怎么还不飞天？于是乎，在这一连串的自我反省剖析的问题中，那群不用我说名字你也会知道是谁的湖南人开始真的就飞天了。虽然湖南最终没有成为一个国家，但湖南改变了这个国家，拯救了这个国家，拯救了中华民族，造就了全新的中国。
众所周知的结果告诉我们，湖南人不是不团结，只是我们不轻易团结。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一旦团结一下，整个世界都要发生巨变，这么刺激的大事当然不能动不动就发生了，不然谁受得了呢？所以平时打打闹闹的小事也就不再放在心上，如不是关乎民族命运，生死存亡的事情，就不要拿过来打搅了罢，因为这些小事上，我们总是会闹成互相撕逼的闹剧，但大是大非的关头，请想起我们，我们就不会让你失望。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十)：但开风气争师从——王夫之思想遗产后的现代湖南人
王夫之本来是明清易代之际的一位思想家，隐居山中从事著述，生前并不曾得尺寸裂土或令名。但谁也想不到身死之后的二百余年后，却成为了各方各派争相引用、阐释的巨大思想资源。
这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是一部别开生面之作，与我们的主流历史叙述不同，作者跳出了沿海模式的圈子路径，转而从内陆思想文化的独立本位来考察湖南在现代中国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价值。作为一部思想史类型的著作，作者能娴熟频繁地征引不同作家的作品而无断章取义的繁冗之感，实则得益于其高潮的叙述的策略。用娓娓道来的讲故事的模式，引申出现代湖南历史上一位位行动主义的思想家和实干家。
明清易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巨变，王夫之正是亲身经历了这一变革的人物。与其他人不同，他几乎晚年长期隐居山中，不过问世间的政治俗务而潜心于学术思考，终于留下了煌煌巨著。但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在19世纪之前的一百多年里，王夫之的大部分著作都只有等待未来的付梓，在市面上看到的大多是注解古代儒家典籍的文章且涉及对满清不满和华夷之辨的大多被删减篡改。而本书的故事就从王夫之的作品重新刊布开始，带有“天启”式的使命感的湖南当地学者邓显鹤是第一批从事船山思想复兴的学者，而当时的湖南在各省之间为人鄙视，湖南人也常被称为“骡子”，邓显鹤等人在搜集楚地先贤的文章诗歌的工作中意外得到贵人帮助。王夫之后人决意光耀门楣重新付梓刊印王夫之众多从未出版的著作，而邓显鹤也成了开启历史大门的第一人。邹汉勋、邓显鹤、欧阳兆熊、左宗植、左宗棠等人分别负责主编审阅工作，这一事件对于王夫之思想的重新流行和现代湖南自主意识的萌发无疑起着凿空的功用。在作者看来。1842年的这项大工程的意义不亚于房山石刻亦或敦煌千佛洞。但作者也分析出了当时遗憾未竟的事业，囿于集权专制的权力，当时真正刊行的《船山遗书》只有18种，而本来预计是出版42种的，随后接踵而来的主编去世和太平天国的战火摧毁了刻板的成果。但火种已经种下，左宗棠将和郭嵩焘相遇，而在战乱时代的山中，《船山遗书》恰好被带入山中，在历史的语境下郭嵩焘开始了他的潜心研究，自此走上了改革和重建湖南人道德、思想的系列改革活动。
郭嵩焘的弃武从文和山中潜心研读王夫之著作为今后他的人生志向埋下了伏笔。开明而超前的郭嵩焘重新诠释了儒家经典，认为需要变革，改变需要因事而为。后来作为英国公使的他则是一个“盗火者”，他一生背负了家乡许多士绅和学子的辱骂、污蔑和抨击，但却以兴办新学堂和开展演说、组织禁烟会为契机，开始以一个行动家的身份重塑湖南人的精神气魄。在本书的第二章“湖南复兴的基础”里郭嵩焘的地位和作用着实不亚于曾国藩及其湘军，当然前一章里也论及曾氏刊印船山遗书的故事，但曾国藩所为多为自律而郭嵩焘则是意图以涓滴之不懈坚持而做改造社会之宏图大业。这种思想不啻是19世纪70、80、90年代的一股极为强劲的风。郭嵩焘是巨眼之人，他认准教育之重要。遂以校经堂和思贤讲舍为基础，讲授算学、科学。最重要的是郭嵩焘带来的是湖南学校学者同心协力的可能性，是王夫之思想余绪的血脉继承者，这些将在后来绽放异彩。
如果说郭嵩焘是生前还未看到公孙果的成熟的话，那么湖南在郭氏逝世后五年就突飞猛进。这得益于正反多方面的博弈，反面是周汉的神助攻，引发了西洋人的抗议，清朝政府为了平息不断的闹事安抚局面，更换了湖南上层督抚人选。陈宝箴来到湖南，谭嗣同等人领衔的湖南维新运动一时蔚然成风。天时、地利、人和在1895-1897年之间的湖南可谓最恰当不过了，这一时间陈宝箴、陈三立、学政江标、士绅王先谦、谭嗣同、唐才常等人通力合作，一时办报、讲学、讨论风气繁盛。《湘报》的问答版块事实上起到了民主实践和训练的作用，也陶冶培育了下一世代的青年人如杨昌济等。除了报纸刊物的广泛发布和影响，这一时期湖南的学会也呈现了新气象，作者特别关注了南学会和时务学堂中一些学生的激进言论，从历史的另一侧面解释了当时湖南青年人中确实存在着湖南地方主义和自成一体甚至立国的可能性。谭嗣同等人对王夫之也进行了诠释与阐发，其核心是需要主动自发的改造器以实行道。这一阶段也可看做是湖南自觉意识和地方情绪最为勃发的阶段。
果然在接下来的第四章里出现了新的思想高峰。杨度、杨毓麟等湖南籍留日学生开始了湖南地方自治乃至脱离其他各省与帝国而自立进行了鼓吹。以杨毓麟的《新湖南》与杨度的《湖南少年歌》为典范，这一时期多重复杂而矛盾的思潮萦绕在这一群体中间。在如何看待湖南在各省地位和未来的事务中所起作用的可能性上他们都过于乐观与理想化。以至于陈天石等的投水自杀被赋予了更多复杂的意味，在这里本书作者又显示出其与主流历史叙事逻辑迥异的一面。他通过对陈天石、姚宏业自杀的分析即之后二人下葬时岳麓山学生的与政府的不愉快展现了当时湖南人内部群体的认同的抬升与泛民族主义和整个中国的革命事业之间的并行的关系。以往陈天石等人更多被放在为中华而牺牲赴死的维度上去置喙，而作者则以湖南本土文化和自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发掘的王夫之的“独立自主”的精神为切口，揭橥出一段近现代史的地下暗流：
也就是说湖南的仁人志士们在迈向辛亥革命乃至近代许多大事件时，是有一种矛盾的心态。如今人们对其遗忘则主要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效忠民国，服膺于一个更高的统治秩序，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支配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多重认识。其实当时许多革命者如陈天石、杨毓麟乃至反对创立同盟会的刘揆一，他们这些人的第一目标和动机都是湖南自治，而他省乃至全国乃是第二位的事了。
第五章围绕辛亥革命前后湖南籍思想家、学者的苦闷与矛盾奋斗为出口，以黄兴的协调为转折，历史进入了新的拐点。
后面2章则为介绍刘人熙、杨昌济和杨氏的门生弟子毛泽东的事迹与思考。他们都各有其思想之统绪，发挥了王夫之的独立思考、豪杰精神和湖南的本土传统，逐渐培育出新一代湖南人的精神气魄，而这也是现代国家塑造过程中的关键一环。特别是刘人熙对于自治、杨昌济对于本体意志的思考，都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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