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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是一本由孙皓晖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8.00元，页数：488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秦帝国》读后感(一)：一部波澜壮阔的帝国史诗——评《大秦帝国》
历史小说的新崛起，是近30年我国文学的一个突出现象。它反映了新时期历史反思意识的加强和深化，也标志着我国文学创作题材更加丰富的开拓。像姚雪垠的《李自成》系列，凌力的《少年天子》系列，二月河的《清初帝王》系列等，都是卷帙繁多，篇幅浩大的创作收获。而孙皓晖费时16载，计有11卷500万言的巨著《大秦帝国》，更是历史小说类难得的新作。它规模宏大，内涵厚重，为我国文坛增添了新的耀目光彩。
继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后，秦始皇嬴政的统一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功业彪炳、影响深远的又一个时代。秦始皇修长城、开大道，奠定郡县制，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其影响于后世，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秦国本偏处西隅，却因发愤图强，终于君临华夏，威加四夷，前后凡500年，而统一中国不过10余年，其兴起也艰难，其覆灭也迅速。这种历史的变动，蕴含许多深刻的教训。其间，变法图强，锐意创新，纵横捭阖，战胜六国，一统天下。既有庙堂上的廷争面折，也有战场上的金戈铁马，有宫廷后妃的钩心斗角，也有儒法墨各家的坐而论道；既有男女私情的美丑故事，也有敌我争斗的残酷杀戮，广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习俗等各个领域，可谓世情千姿万态，冲突错综复杂，有似千山万壑，河川纵横。诚如作者所说，“这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中，隐藏了难以计数的神奇故事以及伟人名士的悲欢离合。他们以或纤细，或壮美，或正气，或邪恶，或英雄，或平庸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历史交响乐。”要把这一切加以艺术的再现和评价，实非易事！非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大学问，是难以担当的。而孙皓晖经过艰难的努力，相当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所设定的任务。全书结构绵密，情节波澜起伏，细节丰富生动，人物刻画丰满而真实，特别是塑造了秦始皇的高大形象，复杂性格，歌颂了他的雄才大略和丰功伟绩，为这一人物的历史评价，做了一篇令人信服的翻案文章，更是十分难得！
当下历史题材的创造，大略分为两类：一类以历史为舞台，演说自编的人物和故事；另一类则基于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和事件，辅以细节的虚构。后一类严格意义的历史小说，不单富于文学的魅力，还具有历史学的科学认识意义。《大秦帝国》自然属于这一类作品。《大秦帝国》保持着严肃的史学和文学的高品位，有思想光芒，有真知灼见，其思想灵魂贯穿于全篇，哪怕这种思想灵魂有所偏执，却敢于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对先秦思想各个流派、对中华文物的来龙去脉做出自己大胆的评判。作者认为，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各个民族对其原生文明的深刻反思，从来都是在各个时代发挥创作力的精神宝库。与西方原生文明相比，秦帝国开始的中国原生文明更加灿烂更加复杂。书中写到的历史人物有数百个，大小历史事件举不胜举。作者是历史学家，占有丰富的史料。所以，读者也不妨把它作为历史书来阅读。其中，关于许多历史细节的描写，也多于史有据，虽然不乏基于作者的丰富想象。小说写到的人物，许多都是历史名人，包括著名的帝王将相、学者、文士和侠客，仅秦国就有数代君主，还有商鞅、吕不韦、李斯、蒙恬、王翦等等。其他像庞涓、孙膑、苏秦、张仪、墨子、孟子、荀子、侯嬴、荆轲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加以生动的刻画。人物命运的浮尘与历史风云的激荡，相互交织，相互推涌，构成一幅幅或令人神往，或惊心动魄，充满悲喜剧的历史图画，让读者心灵为之震撼，感情为之澎湃，思想为之升华！这都不能不是作者的成功！而小说最大的成就，则是为秦始皇做了有力的翻案文章。使读者对大秦帝国所开创的时代产生更为客观和公正的认识。
关于秦始皇这个人物的历史评价，2000多年来，贬者多而褒者少。将他毁为暴君，将他的时代谤为暴政的时代，这几乎成为大多数史家的定论。孙皓晖从大量历史资料出发，运用辩证唯物史观，把人物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分清主流与支流，客观地论证历史人物的功过，对秦始皇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既不抹杀他曾有滥于杀戮的历史事实，揭露了他作为帝王性格残暴的一面，又从人物的历史进步作用，对他的治国方略、军事才能和善用贤才、能够驾驭历史潮流等主导方面，做了充分的描绘和介绍，从而使读者从艺术形象认识到秦始皇的伟大，认识到作为“千古一帝”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对中央集权制制度的确立，对经济发展、文化传播和依法治国等多方面的卓越贡献。秦始皇的治国方略，足以为我们今天借鉴，而秦帝国的迅即覆亡，其中的教训，也永远值得后人警醒！
总之，《大秦帝国》是一部难得的优秀历史小说，也是新世纪我国长篇历史小说的最重要最卓越的收获。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张炯。
《大秦帝国》读后感(二)：锤炼精品佳作，传承中国文明 全新修订版《大秦帝国》研讨会在京举行
“锤炼精品佳作，传承中国文明——全新修订版《大秦帝国》研讨会”于10月24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作家乔良将军，评论家张炯、雷达、李星、陈晓明、谢有顺、张陵、陈福民、贺绍俊，《文艺报》副总编辑王山，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久辛，中宣部出版局图书处李达，中国作协秘书处处长李晓东，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孙甘露等嘉宾出席会议。
《大秦帝国》是学者型作家孙皓晖历时16年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共6部505万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去年4月出版全新修订版《大秦帝国》。正如著名评论家李星先生所说：“孙皓晖的《大秦帝国》横空出世的毫无预兆的出现在新世纪的中国文坛上，给中国文坛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在中国文学界、思想界引起极大的震动，泛起浪花。”评论家张陵更是断言：“《大秦帝国》将会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思想走向。”
2011年，《大秦帝国》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并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和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作品改编为六部240集同名大型电视连续剧，第一部《大秦帝国之裂变》由央视2009年播出。今年9月，第二部《大秦帝国之纵横》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热播。孙皓晖和他的《大秦帝国》又一次获得了社会各界上上下下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世纪出版集团借此机会请思想界、文化界、历史学界的专家学者深入讨论孙皓晖作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施宏俊谈到这次研讨会的举办是“为了推动优秀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充分挖掘《大秦帝国》关于中国文明核心价值的时代意义，并倡导更多正能量的精品文学创作。”
大抱负：形象地呈现民族文明形态严谨的脚步
正如《文艺报》副总编王山所言：科林伍德认为“一切的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以当下体验和语境基础推衍出新的意义。这句话可以成为切入《大秦帝国》的入口。
“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这是《大秦帝国》开篇第一句话，是这部作品的郑重宣言，也是作者孙皓晖一直以来的历史观与精神理念。《大秦帝国》的创作目的就是给国家和民族寻找文明话语权。在孙皓晖看来，历史文学的最大使命就是形象地呈现民族文明形态严谨的脚步。我们的时代正处在转折时代，历史目标究竟在哪里？国家现在提倡“中国梦”。在孙皓晖看来，中国梦的最大内涵就是重建中国文明。而重建中国文明最重要、最艰难的任务就是：中国要将一百多年来从西方传入的科学思潮、革命思潮等思潮在中国的移植、变形、以至最终成果，与中国文明的传统对接起来。因而把中国文明认认真真梳理清楚，寻找一个新的历史平台，这在孙皓晖看来成为人文学界尤其是文学界的任务。
评论家谢有顺评价道：“《大秦帝国》是一部有雄心的作品，我们之所以会感慨于当代文学的苍白、孱弱，觉得一个作家是没有抱负、没有问题的，也没有担负任何精神重担进行写作的，就想讲一个读者爱听的故事而已，故事背后没有任何精神的跋涉，没有任何有重量的问题的思考，《大秦帝国》很清楚，作者是带着他的历史观、带着对历史问题的辩证思考这样一种雄心出发的，没有这样一个高度，没有这样一种写作的野心或者报复，绝对不可能写出这么大篇幅的作品，这样一部有信念的作品、有问题的作品，或者说能够直面历史的一些非常复杂的疑难问题的雄心和报复很值得现在的作家学习。”
张陵说：“现当代文学体例都受西方理论支撑，西方理论一般都属于以人道主义为基础，构成了文学精神和文学理想。《大秦帝国》的思想走向跟现在流行的观念是有冲突的，具有非常大的撞击力。这样一种文学精神正好跟今天一些思想家对这个时代的理想是吻合的，从国家立场提炼文学作品，试图从国家的高度考虑，而不是从个人高度考虑。让人面目一新，读了以后有一种冲动感。”
评论家雷达说：“在历史小说领域，历史对消费、对解构、对娱乐化形象比较流行，而《大秦帝国》保持着严肃的史学和文学的高品位，有思想光芒，有真知灼见，其思想灵魂贯穿于全篇，哪怕这种思想灵魂有所偏执，却敢于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对先秦思想各个流派、对中华文物的来龙去脉做出自己大胆的评判。《大秦帝国》真正触及到了中华文明的核心问题，触及到了中华文明的基因。这样活跃的思想交锋已经很久不见了。”
2011年，文化学者南怀瑾当面盛赞孙皓晖：“这一百多年来，一代中国人、中国学者研究历史，反而对自己文化的根和祖先看不起。孙先生的巨作站在自己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有名有据，这样的学者独立而不倚，了不起。”
而孙皓晖自己则说：“《大秦帝国》如果能激起观众对战国精神与战国性格的重新思索，对‘大争精神’和‘阳谋’风格的重新审视，对中国文明正源和秦帝国千秋功罪的重新评说，那么，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大格局：以帝国兴亡命运为经，以战国时代变幻为纬
《大秦帝国》共6部500余万字。全书以史实为依据，以国家命运的起伏为总体结构的推进逻辑，集中描绘战国时代的人物群与重大历史事件，展现了近二百年的战国风云与帝国生灭。既是战国时代的百科全书，又是中国文明正源的全面展现；写尽了二百年来发生的历史事件，又塑造了上千名历史人物。
战国时期的史料很少，而且相互之间还有出入。要用小说的形式来写战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鲁迅先生曾经计划写战国时期的小说，后来放下了，说:战国不适合做小说。而孙皓晖先生完成了这个任务。这首先需要读大量的历史典籍，要“淹通经史”，还要融会贯通，按照小说的实际需要重新组合。没有大手笔，大器具，根本驾驭不了这么大的题材和内容。摆在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结构如何安排。
将《大秦帝国》与其他历史小说，比如《康熙大帝》、《乾隆皇帝》、《曾国藩》、《张之洞》、《红顶商人》、《白门柳》等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大秦帝国》在结构上的特点。有两个重大区别：
其一，谋篇布局的区别。《大秦帝国》不是以某一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来统领全书，而是全面展现一个帝国的兴亡生灭，是一部帝国的英雄史诗。也就是说，小说的中心“人物”是隐藏依附在所有人物灵魂背后的大秦帝国，所有的历史人物是镶嵌在帝国天宇上的璀燦星群。
其二，题材整体性的区别。当代历史小说多以一个历史人物或一个较小断面为题材，《大秦帝国》却是以一个最辉煌的时代为题材，继承与发扬了中国文学自《三国演义》以来整体性截取宏大题材的传统。但与《三国演义》的平面特点不同，《大秦帝国》的整体性是立体的，包括时间、空间的整体。具体而言，就时间纵向而言，《大秦帝国》截取了近二百年秦帝国生灭过程的完整时段。每一部描述的都是秦帝国历史中的一个重大阶段，都有中心情节，可以分别独立开来。但同时又都是秦帝国历史链条的一环，六部合起来就是一部完整的战国历史。就空间整体性而言，《大秦帝国》虽然是大秦的生灭史，以大秦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描写重心，但同时兼顾了其他诸侯国的政治举措、军事行动、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在同一时间层面上展现出整个战国的时代风云。
难能可贵的是，《大秦帝国》的整体性还在于其反映社会的完整性。社会的发展不仅包括政治制度的完善、生产技术的进步、军事力量的提升，还包含着学术思想的嬗变。战国时期学术繁荣，百家争鸣。《大秦帝国》以国家命运起伏为主，描画了与此相关的学术活动和主要的学派领袖。正因《大秦帝国》在时间、空间及对社会描写的整体性，使它的内容彰显出无比的厚重和完整，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大秦帝国》具有浓厚的学术色彩。孙皓晖本着做学问的严谨态度，《大秦帝国》描述的所有重大事件，所有有姓名记载的人物，所有著名言论，都是真实的，结局与事件进展也都有据可查或被地下发掘证实过。这种真实性是历史小说的立足点。我们了解，任何事物，只有在其原始存在的时间、空间环境中才最接近其本原。孙皓晖试图触摸到中国的原生文明，那么也只有在最接近其存在的时代环境中才可能达到最接近真实的描述。孙皓晖以历史真实性为基础，将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和文学意义上的虚构结合起来，尽可能地为秦帝国的活动构建了一个时间、空间大背景。这就是《大秦帝国》整体性的由来。
谢有顺评价到：“《大秦帝国》在写法上是一部有时政精神的作品，里面写到很多历史的细节、细部的考据，秦史界并没有发出强烈的批评声音。的确是禁得起推敲和考证的，这是一种时政精神，能看到一个作家写作时候的专业的态度。给我们阅读的信任感是由一点一点带有时政主义、带有考据精神的细节所累计起来的。历史要取信于人，当然，有大方面的东西，但是很关键的就是每一个细节的缝合上不能有明显的漏洞和明显的张冠李戴，孙老师表现出了非常过人的历史学家的考据的能力以及他对这段历史的熟悉程度。这是一个作家很了不起的地方，这是历史久远的年代，历史定论如此顽固的情况下，要有新意，要有说服力，是不容易的，没有坚实的基础做不到。”
大态度：耐得住寂寞，创作精品佳作
1980年代，孙皓晖是西北大学法学教授，首批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在创作《大秦帝国》之前，孙皓晖先生写了八十多万字的学术专著来研究中国的法制史。孙皓晖不满于“中国文化酱缸论”“黄色文明落后论”等对中国文明的扭曲解读，制定了《大秦帝国》的写作计划。“如此浩大艰难的工程，如果没有一个安静肃穆的写作场，很难保持写作的强大精神力量。”孙皓晖于是去了海南“闭门造车”。他几乎谢绝了和朋友的来往，十六年来只做一件事：写作。他说有时做梦都是《大秦帝国》的情节。直到2008年《大秦帝国》全部写完了，才回到西安重新与老朋友相会。孙皓晖通过艰苦的、创造性的写作，也告知企图完成作家梦的年轻人:写作是一门需要充分储备的，甚至是高度专业性的职业，要想当真正的作家，必须有长时间的、充分而完备的人生准备。今年9月，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号召广大青年作家，克服急功近利心态，创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佳作。《大秦帝国》正是一部“用情、用功、用时间”锤炼而来的作品。
十六年的打磨，终于收获了精品，也收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响。许多读者评论：“看了个开头，就对这部小说欲罢不能。”读者形象地将对《大秦帝国》的喜爱比作中了“秦毒”。这种言论在网络上引起读者们的共鸣。网友们自发地建了大秦帝国官方网站。《大秦帝国》自2008年全套推出以来，累积销售近20万套，220万册。在某网络书店销售页面下的读者评论有数千条，其中不乏超过千字的长篇评论。一位网友说：“依法治国！强势生存！这正是当今中国所缺少的。阅读小说让我获得非常多的正能量。我明白我为什么喜欢这部书了。”另一位大学生穆波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像《大秦帝国》这样修有的作品。在物质财富的冲击下，我们的感情萎缩了，多半局限于亲情、爱情。我们需要自己的文化，再续辉煌。”
2011年，《大秦帝国》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北大教授、长江学者陈晓明老师说：“这本书对历史、对文明、对秦文化的建构都作出了很大贡献。可以期待将会建立一门“秦学”。”
全新修订版《大秦帝国》是作者孙皓晖创作十年来首次亲自全面修订，历时半年多。新版对原书知识性的错误与模糊，以及未被发现的笔误，进行了全面纠错，历史知识进一步精确化明晰化；对原来靠拢通俗话本的某些写法进行了文风的校正，新版《大秦帝国》的叙事文风进一步整肃化厚重化。新版《大秦帝国》还重新校定绘制了所有地图；对整体装帧进行了全面调整。同时，推出平装、精装毛边等多个版本，使《大秦帝国》呈现出全新和更为丰富的面貌。
《大秦帝国》读后感(三)：布衣将相们遗留的历史启示
重读秦始皇统一全国的那段历史，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的是，那个群雄崛起的年代，如何就造就了那样波澜起伏的思想革命，由此思想革命，又如何造就了那样一种群体的精神气质？
“如果中国历史和其他各国文化有唯一最重要的歧异，那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统一全国。随着青铜时代的终止，全国立即完成政治的统一，这种政治上初期的早熟，创造了一个惊人的纪录，在此后千百年间树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这样说。
时隔2000多年后，秦帝国的崛起依旧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东方政治奇迹。美国著名汉学家顾立雅说，中国在公元之前，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几千万人民征兵抽税受理诉讼及刑事案件，已拥有20世纪超级国家的姿态。而春秋战国至秦统一之间的200多年，为中国历史上思想火山大喷发时期，士人、智者在政治、文化舞台上最为活跃。纵横捭阖的时代，西汉人刘向所辑《战国策》33卷中，出场人物多达600余人，诸侯、学者、隐士、纵横家、游士、侠客、兵家、名将，无不形象鲜活生动，饱满浓艳。原因就在于周室衰微，群雄并起，大批下层卿士视改换门庭、权力嬗代为寻常事，各国战事外交改革变法之频繁，刺激了志向高远的雄主辈出，士人们有了千载难逢的广阔舞台。
我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曾经说过，国家本为精神的产物，每个民族在自我身份认同遭遇迷茫与惶惑的时候，追溯过去的伟大与传统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无论小说《大秦帝国》还是电视剧《大秦帝国》，其意义都超越了小说与电视剧本身。小说与电视剧在重述这段遥远的历史中做出的尝试和探索，使我们更看重它的精神理念——它要唤醒我们灵魂中失去的东西。“很多读者通过《大秦帝国》蓦然发现，我们还有过那样一个辉煌壮丽的时代，还有过那样高尚、朴实、壮勇的祖先。”小说《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这样说。而在《大秦帝国之纵横》电视剧总导演丁黑看来，秦帝国崛起与形成的年代，就是中华民族充满朝气、热情和生命力的青少年时代。在今天，重温我们这个民族的青少年时代，可能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这是《大秦帝国》电视剧第一部《大秦帝国之裂变》播出后反响热烈，第二部播出令人期待，也是我们关注这部小说、关注这部电视剧的原因。
秦人的命运，其实从一开始就被历史所注定。顾颉刚在《秦与西戎》中说，由于长期与戎狄为邻，导致“秦人剽悍，《诗•秦风》多田猎战伐之事”。《汉书•地理下》也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说法。宗法、封建制淡薄，国君子弟和贵族都无寸土之封，以及野蛮的人殉长期留存，秦国的落后与野蛮，反而让其在大变局中拥有了某些先天优势。长期酷烈的战争，使秦国“较早就发展出了相当高的政治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芝加哥大学社会历史学专家赵鼎新称战国变法运动为“战争驱动型改革”，称各国变法动力为“战争驱动型理性化”，各诸侯国频繁的兼并与摧毁性战争，成为各国“变法”，瓦解世袭贵族制度、建立官僚科层化集权国家的肇因。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以“富国强兵，奖励耕战”，出于相邻地区三晋的法家政治思想与具备浓烈军国主义色彩秦国的结合，就显得顺理成章。《荀子•强国篇》也说，秦地百姓朴实剽悍又驯顺畏官，士大夫官吏终日忙于公事无暇谋私，实在是寻求富强，致力“法治”者的天赐。
法家不过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一颗星辰。按照著名历史学家杜正胜的观点，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思想争鸣时代的兴旺，正是西周封建制度下“官学”瓦解的结果。一方面，随着人口增长，有资格享受“官学”教育的“国人”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世袭贵族社会的瓦解却使得这种教育结构一并衰落，取而代之就是教育主张相对活跃自由的“私学”，出现了所谓“受教育权与智识的下移”。
春秋末期大变局中，传统把持各诸侯国政权的世家大族纷纷陵夷，以商鞅、张仪、公孙衍为代表的“布衣将相”在变法和日后的纵横捭阖中大显身手。许倬云曾经对有关战国时代各国主政宰相的出身略作统计，在其所列的81位宰相中，出身非世族者占到总数的58%。世家分封制解体后，俸禄制度则与取而代之的官僚行政相适应，只有禄而无封土，使得职业官僚文吏逐渐取代春秋前期的卿大夫世家贵族，成为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政治舞台上的主力。
“那时候的人，是带着朝气，凛然站在历史舞台上的。”丁黑说。而孙皓晖则制造了一个词汇叫“强势生存”，认为这批人“体现了中国前3000年累积和爆发的精神力量……变法的难度和曲折、法家的牺牲精神、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以及他们的命运。这种强势生存精神就是《大秦帝国》最重要的灵魂”。
各国为了在形势瞬息万变的“争霸”中抢得先机，无不争相延揽他国客卿。与世袭贵族政治气息浓厚的六国不同，秦国世袭公族的势力非常之弱，在春秋经传中，秦国九世以上世袭贵族世家不过两家，五代以及三至四代世袭贵族居然为零，远逊于周室，以及齐、楚、晋等东方诸侯国，长期的人殉制度也从某种程度上打击了世家大族通过嬗代继承政治权力的方式，从而使得秦国变法遇到的阻力较小，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一旦建立，几乎无可挑战、秦国之所以最终力压群雄，一统天下，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布衣之士，他们能够在秦、这个阻力最小的空间里最大限度发挥其才智与勇气。秦帝国霸业的奠基者秦孝公在公元前361年登基伊始，即发布“求贤令”，提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自此，各国客卿就源源不断涌入秦境，出自三晋或与三晋之学有渊源者众多。除了大秦帝国制度的“总设计师”、孝公初年入秦的商鞅，其他秦代“四世而霸胜”前来助力的主要客卿中，韩非是韩国贵族，尉缭来自魏国。黄留珠在《秦客卿制度简论》中做过统计：在秦惠文王、秦悼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王嬴政六位国君统治期间，“先后担任秦国相国要职的共有22人，其中18人是受人推荐的客卿，张仪、公孙衍、范雎、李斯……秦国遂成为战国时代外籍布衣将相最为密集的国家，其中出身低微者众多”。商鞅为“卫之庶公子”，范雎“家贫，无以自资”，姚贾更是出身低贱的“世监门子”。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战国七雄争夺天下，争相任用四方游士，然而在相国这个手握实权的高位上，六国都只授予诸侯宗族与本国人，只有秦国例外，且用人不疑。洪迈由此得出结论——秦国“之所以并天下者，诸人之力也”。
今天之我们，重读那段历史，对大秦所影响长久的制度利弊的思考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那个群雄崛起的年代，如何就造就了那样波澜起伏的思想革命，由此思想革命，又如何造就了那样一种群体的精神气质？这样的思想革命与精神气质，其实更是我们讨论的兴趣。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朱步冲
《大秦帝国》读后感(四)：大争之世，不进则退--《大秦帝国》
断断续续，《大秦帝国》用了一年有余看完，在范睢为丞相、吕不韦还未出现的那段平静历史断了一阵。纵观整个战国时期，其历史背景之博大恢弘，其庙堂决策之深思远虑，其举国大战之烽火连天，其英雄人物之气吞山河，其诸子思想之百家思辩，其处事经国之利弊权衡，其故事情节之跌宕起伏，其历史寓意之深刻寻味，感谢孙皓晖先生十六年的心血著作，带我轻抚战国大争之世。
《大秦帝国》定义为长篇历史小说，所以不要过分纠结于作者偏秦立场，如同《三国演义》中罗亲蜀态度。还是把重点放在作者以生动文笔刻画那尘封多年的历史，去感受战国文明及传递的精神。
『成败皆在旗手』
战国七雄兴亡都与当时国君紧密相联，是他的目标志向决定了方向，根据方向构建庙堂，庙堂再制定军民政策，最高决定层的意志影响着整个国家民族性格和行动力。
企业竞争亦是如此，个人有幸所处互联网行业，经历了所谓的移动互联网上半场的浪潮，竞争的环境，快速的节奏，也会让人感受到不进则退的压力。个人没有还做过企业，但是在担负团队leader的时候，也深感目标和方向的重要性，对一个团队价值体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的性不强，方向摇摆不定，团队不可能有效地执行；落地过程中无疑会因条件限制要做出各种权衡和妥协，有目标和方向能是个更好的标尺；执行时也会遇到重重不如意，有一个明晰的目标，也会让团队更有坚持下去的意志力。
人的成长似乎也有几分相通，个人的思想代表着最高的决策，内心深处的声音会带你寻找人生的方向（即你真正喜欢的东西），找到某个阶段目标后，会再拆分成计划去实践。在实践过程中，聚沙成塔，就会让每个人慢慢地不一样，在追寻自己理想过程中不断坚持，在达到一个小阶段目标后再向下一小目标去靠近，形成自己竞争优势或者说是差异点；而过程的挫败感、放弃的念头，会因你一直怀揣着初心，更多的变成了认识自己的喜悦，这也可能就是很多人能忘我工作而不觉得辛劳的原因，也可能是罗永浩所说做锤子这四年是他职业生涯最幸福的时光。
对历史故事只是纯粹的兴趣，做不了学术上的考究，以上观点或太勉强关联，或根本扯不上逻辑，都是在过去一年多阅读、工作经历、生活过程中的一些感想记录。
大争之世，不进则退，诸君共勉。
《大秦帝国》读后感(五)：羊城晚报专访：孙皓晖 我在寻找认真的“敌人”认真对话
●所有批评《大秦帝国》的学者提出的理念都不新颖
●《大秦帝国》如果能激起读者对战国精神与战国性格的重新思索，对“大争精神”和“阳谋”风格的重新审视，对中国文明正源和秦帝国千秋功罪的重新评说，那么，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孙皓晖，1949年生于陕西。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1998年辞职专事写作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2008年4月，历时16年创作的《大秦帝国》全套出版，这是目前唯一一部全面、正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
新作有2012年出版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三卷本）以及《中国文明正源新论》。
鸿篇巨制《大秦帝国》第二部《纵横》登陆央视一套综合频道晚八点黄金档首播，该剧根据作家孙皓晖同名历史小说改编而成。
二十年前，孙皓晖开始创作史诗巨著《大秦帝国》，历经十六年创作完成，共计6部11卷，引起文坛轰动，朝野称奇。2012年5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文景推出《大秦帝国》全新修订版。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孙皓晖。对于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他不愿意多谈；他为之动容的，始终是对大秦帝国这段历史的褒贬臧否。
壹
儒家陈旧历史观
导致后世误读大秦
羊城晚报：《大秦帝国》共六部504万字，前后花了您16年时间，这个过程是不是非常艰辛？修订版有哪些删改内容？
孙皓晖：从1993年秋天算起，我的《大秦帝国》创作生涯以1997年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我主要在创作136集的电视剧本。1997年因为要去甘肃实地考察有关秦帝国的相关资料，在兰州住了一年。在那里完成了电视剧本136集的收尾工作，并开始准备写作《大秦帝国》中关于秦始皇的内容，这部分是全套图书的重点章节。1998年后我开始着手图书《大秦帝国》的创作，一直到2008年4月，《大秦帝国》全套图书出版。
最近这个全新修订版是这套书出版以来的第一次全面修订，也花了我差不多一年时间。主要是修正知识性的错误与模糊不清的地方，以及未被发现的笔误，同时也修改了原来比较通俗话本的某些写法，统一文风，把过分通俗化的东西去掉了，比如“列位看官须知”这类学市井小说的写法就被删掉了，希望更能体现严肃的历史。不过故事的根基没有触动，我不会像金庸那种改法，“降龙十八掌”改为“降龙二十八掌”。一部作品出来，还是要尊重读者，毕竟它在读者那已经形成了某种理念。一部大作品形成了，除非是过于荒诞的情节，否则我不主张修改。另外，新版《大秦帝国》还重新校订绘制了所有地图，对整体装帧进行了全面调整。
羊城晚报：《大秦帝国》的创作初衷是什么呢？
孙皓晖：在中国文明史上，我认为有两点在很长时间内被大众误读。首先是秦帝国，秦帝国为我国后来的统一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功劳最大，但从西周到现在，秦国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暴秦”、“暴政”，秦始皇作为“暴君”的形象深入人心。但是，我想说，那是因为大家不了解这段历史。第二个重大的误读是对儒家的评价，从春秋到战国时代，中国的思想体系一直表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这种多元化的思想体系一直延续到秦帝国时代。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形成了独尊儒家的状态。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纠正被误读的这两点，让客观事实全面而正面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羊城晚报：您曾说，我们在历史观上必须超越司马迁，这是最大的挑战。
孙皓晖：司马迁在记录史实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但我不赞同他的历史观。他的历史观集中代表了儒家的历史观，以能否保全自己这一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他对所有敢于创造、为国家牺牲的人持批评态度，反而赞扬那些明哲保身的人。比如秦始皇修长城，司马迁谴责这是劳民伤财，但他没有看到长城本身对抵御匈奴南下有巨大作用，司马迁对这方面是不加分辨的。现在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往往不加分析引证以儒家理念编纂的史书，延续了旧的历史观。
贰
秦代女性处理情感
方式独特
羊城晚报：您原来是大学法律教授，为什么会转向历史小说创作，甚至后来还辞了职专门写作？
孙皓晖：如果没有“大秦帝国”这样一个题材，也许我永远不会想到要创作历史小说。春秋战国和秦代，是我们民族的原生文明时代，也就是我们民族文明的传承基因形成的时代。可是，对这个时代，我们的研究专家很少，研究成果也很少。具体表现在包括春秋战国在内的帝国文明史的历史小说极少，更没有一部进行全景式的开掘。这至少说明一个事实：我们在人文研究、文学艺术等方面，对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开掘与认识还远远不够自觉。
羊城晚报：那为什么您选择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而不像历史学者一样写学术专著？
孙皓晖：任何史料呈现给我们的都是风干了的历史，是化学报告式的，有最后的结局，有一系列主要人物，但大量的社会人口是不被写进历史的。通常情况下，用历史学的考据或研究方法，不可能把这些问题全部复原成活生生的血肉和链条。之所以写历史小说，是因为秦帝国灭亡后它的史料缺失太多，如果从法律意义上讲，第一手证据全被烧毁了，存世的很少，最系统的一套证据是司马迁《史记》里的相关篇章，但这里面记载的肯定又相对简单。所以，依靠我们的想象力、推理以及若干考证等等，把历史丰满起来，这有利于展现完整的、空前的秦帝国形象。所以《大秦帝国》用小说的方式写，不是企图逃避历史学家的批评，而恰恰是愿意把我所认定的历史框架呈现给历史学家。
羊城晚报：您如何平衡虚构与事实这两者的关系？
孙皓晖：整体来说，作品涉及的历史事件以及时间框架，我是严格按照史料来写作的，主要人物也是基本按照史实来写的，相对虚构成分较多的是第二、三层面的人物，比如中下层的官员。另外，我对女性人物和情感的虚构也比较多。中国历史详细写女性人物的很少，秦代的女性有着很独特的情感处理方式，所以我在这方面虚构较多，也是为了弥补历史上的断点。
叁
秦是没有了战国的战国时代
羊城晚报：您认为现在大家对秦的认识有变化吗？
孙皓晖：有改变，主要是对秦朝的理念在变化。在全国历史学界和人文领域，对秦的认识更正面了，至少认为它有一定道理。文学界许多人接受的是两千多年来传统文化的结论和定式，基本上秉承的是旧理念，可以说，所有批评《大秦帝国》的学者提出的理念都不新颖。目前，我们正在做“中国历代非秦评秦言论汇编评点”，就是将所有两千多年来，咒骂秦帝国的内容都要找出来，一一进行分析、评点，要说明对秦帝国的妖魔化是站不住脚的。《大秦帝国》如果能激起读者对战国精神与战国性格的重新思索，对“大争精神”和“阳谋”风格的重新审视，对中国文明正源和秦帝国千秋功罪的重新评说，那么，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羊城晚报：秦时代有战国性格？
孙皓晖：秦时代有很多令人震惊的现象，我们应该分析它的根源到底在哪里。秦灭亡的原因是帝国末期一直到秦始皇死的时候，整个社会还是战国时代的一群人在起决定性作用，他们还是以最大特点是“天下问政”的战国思维方式在行事，这也就是历史的惯性。可以这么说，秦是没有了战国的战国时代，对这点我们的历史研究从来没有注意过。不说这是秦亡的唯一原因，或是最主要的原因，但这是从来没有被我们注意到的原因。
羊城晚报：有人说《大秦帝国》是战国版《大国崛起》，您怎么看？
孙皓晖：《大秦帝国》的确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一部作品，尤其是一部历史文学作品，是否对当代人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起决定作用的，是作品所描写的时代与当代现实有无历史逻辑的契合性，它是否能够给当代人带来裨益。
羊城晚报：当下中国与大秦帝国有何异同？
孙皓晖：根本的层面看，秦与我们这个时代都是中国文明的历史转折时代，都是脱胎换骨的时代。秦时代是我们的先祖正在实现由青铜文明向铁器文明的历史跨越；而我们这个时代则是跨向现代工业科学文明的历史时期。两个时代要面临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如何打破旧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如何创造新的国家形态与政治文明？如何走出人治礼治传统走向法治文明？如何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如何在信仰崩溃的沦落中建立强大而深厚的族群精神？如何大国崛起？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中找到高明的外交战略？凡此种种基本历史难题，秦时代已经基本成功解决了，而我们现在许多方面还处在“不知石头在何方”的境地。
肆
流行的调侃读物
无历史观站不住脚
羊城晚报：现在图书市场上有很多历史题材的小说，质量参差不齐，不少还有硬伤，您觉得主要问题是什么？
孙皓晖：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最主要的问题是两方面：一是创作理念的阴谋化、卑俗化，二是历史观的陈腐性。技术层面的问题当然也有，比如作者的学问功夫到底怎样，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历史小说的轴心内容在于政治生活，而我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太片面，无阴谋权术不成政治，无宫闱秘史不成人物。这样的历史小说，完全是作者基于所谓“发掘人性的阴暗面”的理念导致的。
羊城晚报：那您怎么看待调侃历史的流行读物呢？
孙皓晖：戏说历史是这个时代解读历史的新方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好的，它轻松幽默，读者容易接受。但这些读物有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没有自己的史观，纯粹从事件的意义上来幽默地调侃，说一些历史掌故。但这背后，它想体现什么？想给我们提供怎样的思想资源？如果作品没有这样的价值意识，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是不可能长远地站得住的，就像是朵浪花，过去了就过去了。
羊城晚报：从1993年开始写作，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您觉得自己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孙皓晖：没有变化是不可能的，首先是精神状态上更有自信了。之前我在学术上还处于相对朦胧的状态，现在特别清晰了，跟西方学者或者中国学者对话，现在都有种结实、坦荡的感觉。可以这么说，我在寻找认真的“敌人”和我进行认真的对话。
点赞对对碰
现在每年出版1400部长篇小说，真正能引起评论界和读者关注的凤毛麟角。《大秦帝国》确实是力透纸背、才华横溢的一部大书。它以宏大的历史意识，要为历史溯本清源。我现在想象，现在有红学，有儒学，以后很可能有秦学。
——评论家孟繁华
对这部小说的接受是对当代文学的一部试金石。很多小说感觉是苍白，因为作者对他所写的时代缺乏必要的研究。这部作品站立起来一批雄浑坚定、神采飞扬的人。在晦暗的历史布景里，站立在我们面前。那些人物形象生动饱满，这批人物在大争之世的血气、精神，都写出来了。作者通过这部小说，完成了与一种文明的深度对话。他以一种学者的方式来写小说，他把大秦帝国看作一个气场，一个精神实体。
——评论家谢有顺
孙皓晖先生之前的长篇小说《大秦帝国》在文学批评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且批评这部小说的言辞非常激烈。为什么会这么激烈？当然不仅仅因为他的小说描绘了“强秦”的崛起和统一的大业，而且很明显有一种现实的讽喻。你说是借古讽今也好，古为今用也罢，既然一切历史都可能是当代史，那么对历史的描述就摆脱不了现实的指向。
——学者罗岗
吐槽
我知道战国时代奇人异事比较多，什么游侠啊刺客的，这些我都忍了，毕竟小说么，夸张一点也罢了，您老是不是金庸看多了或者哈利•波特看多啦？巨富之后竟然只有一个美貌如花的独生女儿，而且十二岁就开始掌握家庭企业，原来是传说中的白富美啊？完了这个家族企业还是一个巨大的遍布战国各国的情报机构？完了搜集了这么多情报他们家怎么还没一统中原？……
这些人神奇也就罢了，能不能不要那么多巧合啊，哎呀妈呀巧合太多我都记不清了，反正就是一国使臣出使别国总会正巧遇上该国正在谋划与其相关的神马事，家仆要救主人就会正好赶上剑刺破喉咙的前一秒，某甲要去找某乙就总会在路上碰到他……
你说你是严肃历史小说，终极目的是展示作者的历史观，那也好歹照顾一下我们这些爱凑热闹低俗没品的读者的品味，写几个好看的故事有趣的人物让我们也高兴一下嘛，好家伙您的人物给我的印象就如下：
秦孝公：立志变法的明君；
卫鞅：入世的法家奇才；
卫鞅的恋人白雪：白富美富二代一枚；
秦孝公的妹妹莹玉：竟是爱上了卫鞅；
魏惠王：志大才疏的战国帝王，喜好奢华和狐姬；
楚王：志大才疏的战国帝王，胖子一枚；
齐王：立志变法的明君；
韩王：立志变法的明君；
庞涓：骄傲自大的将军；
……
呼……长舒一口恶气，终于说完了，但是回头一看，我每说一点，都忍了一点有木有啊！所以《帝国》依旧霸占着我唯一的餐桌厕所读物的地位有木有啊！我是何苦啊！
——摘自网友CICI《纯吐槽——要不是想看作者的历史观如何展开,我早就看不下去了》
来源：羊城晚报
《大秦帝国》读后感(六)：三联生活周刊专访：孙皓晖 强势生存的民族精神是《大秦帝国》的灵魂
《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常年在海南写作，只有每年夏天回到故乡陕西。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为他专门成立的工作室位于距离大雁塔不远处的一栋写字楼内，这里林立的高楼大厦里到处是新兴的文化企业。
孙先生的工作室并没有精致、复杂的陈列，只有一些来自朋友的书法作品。墙尤其醒目的是“积微善时”几个大字，出处是荀子的《强国篇》。
灰白头发，黑衣，白裤，一双布鞋，年过六旬的孙皓晖先生声音洪亮，握手时传递出的力道令人难忘。孙先生说，他自己与文学界走得很远，从来只是文学界的票友，他更愿意通过研究秦文化去追寻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
曾有中国文明史学家质疑孙皓晖的研究：“这么大，这么复杂的问题你都敢研究？”孙先生这样回应：“宇宙不大吗？微观世界不复杂吗？即使这样，也有无数的科学家投身研究。如果没有他们的研究，怎么可能会有我们如今对宇宙和微观世界的认识水准。”他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研究工作并不在于问题的大小，而是要看是否有站得住脚的理论发现。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说过，《大秦帝国》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那么，这部书中所传达的精神究竟是什么？
孙皓晖：《大秦帝国》这本书出版后，大学生、军人等各社会阶层的人都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同时它也受到很多批评。基于大家对《大秦帝国》不同的社会评价，我在一次作品研讨会上提出了“《大秦帝国》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这种说法。所谓精神本位，其内核就是思想性。思想是一种社会实体，是有成果表现的理论观念。《大秦帝国》表现了鲜明的思想观和价值观，以及丰富的精神内涵。从这个层面上，我称它为精神本位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体现了中国前三千年的民族精神。
精神本位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写作的理念、主张，二是内容中包含的秦时代蕴积的民族精神。虽然《大秦帝国》在艺术上也做出了一些尝试和探讨，但是我更看重它的精神理念——它要唤醒我们灵魂中失去的东西。很多读者通过《大秦帝国》蓦然发现，我们还有过那样一个辉煌壮丽的时代，还有过这样高尚、朴实、壮勇的祖先。
我对中国文明的历史阶段有一个划分，我认为：从秦以后中国文明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总体上是一步步走向衰落。首先，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放弃了多元、生态平衡的文明体系。此后，衰落的第二个台阶是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抛弃了中国思想体系中实用主义的一面，失去了职业负责精神，政治堕入空谈，所有的官员开始不负责任。实用主义的丢失是我国文明生态的第二次“水土大流失”，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形成说明了这点。第三个跌落出现在宋代，虽然宋代在文化、科技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四大发明”出现在宋代，宋代对中国典籍的整理非常全面，出现了规范的宋体字和宋版书，但是，宋代再一次剔除了中国文明中阳刚的部分，宋代体系化地对“尚武”精神进行了遏制，使我们的文明全面落入了文职化，使得中国文明中坚硬的部分被渗透、被侵蚀。这样三大阶梯之后，中国文明进入了完全僵化的状态。
但是，我们看中国文明不能只看它的末梢，僵化的末梢并不是我们民族文明最根基的东西。中国在秦之后两千多年历史中，在每一次危亡时刻都有一大批英雄挺身而出，进行壮烈的抗争，所以，每次我们民族都能从绝境中重生，站起来重建中国文明。这是因为我们祖先前三千年留下来的民族精神始终没有泯灭。
虽然儒家史学家从思想形态方面否定了秦时代，称“秦时代是暴政的时代”，但是作为一种民族精神指引下的行动作为，任何权威也无法抹掉它的影响。中国前三千年积淀的强势生存精神体现为文武兼备、综合平衡，在任何情况下“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在秦时代，我们的文明体系原本像一片大森林，既多元又平衡，所以那个时代，无论国家分制还是统一，都表现出一种强势生存的风貌。用“暴政”两个字把秦的所有正面意义抹杀、扭曲是不对的。我相信，这一点会被慢慢意识到。
这部书的精神本位体现在它弘扬民族灵魂，体现了中国前三千年累积和爆发的精神力量。我采用了历史文学的写法，将秦时代民族生存的强势精神活生生表现出来。比如，变法的难度和曲折、法家的牺牲精神、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以及他们的命运。这种强势生存精神就是《大秦帝国》最重要的灵魂。
三联生活周刊：读者和研究者都会评说你《大秦帝国》体现的历史观，这个问题由你自己评说，你会如何概括？
孙皓晖：我有一篇文章《历史主义是理清中国文明史的根基》可以概括我的历史观。我主张的历史主义是——以历史实践为根本来检验历史事件的真理性。
现在中国学者群流传的理念普遍是以“绝对道义”的标尺评判历史，这种做法脱离了历史的环境和背景，进而不去看某一行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的推进意义。例如，秦始皇修长城，耗费了民力，死了很多百姓，但试想如果不修长城，那么，匈奴入侵，国家动荡，战火烧遍中国大地，会有更多的百姓死于战争，甚至会亡国。这种民族灾难和国防工程的代价比起来究竟孰重孰轻？
举着绝对道义的旗帜否定历史上的一切是在人文思想学界中弥漫的一种迂腐气息。实际上，这种做法使得我们的历史倒入虚无主义，好像我们的历史成为一片黑洞，没有可取之处，没有任何光明面存在。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写《大秦帝国》就是想超越《史记》这座大山”，但《史记》是一部史书，《大秦帝国》是一部小说，你为什么会想到拿自己的小说跟史书比较？
孙皓晖：有些人因为这句话认为我很狂妄，但是，这不是我的最高目标，也不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目标。这应该只是一个基本的、最低的目标。司马迁是唯一对西汉以前的历史做出系统总结的史学家，《大秦帝国》涉及的时代全部处于司马迁记录的这部分历史，所有的史实都以司马迁记录的史料为蓝本，我对其做一定的分析鉴别。
我认为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他基本如实地呈现了历史，但是《史记》中评述的部分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做评判的。我要超越的是这种理念，并不是要超越他所记录的史实。
司马迁本人抱有儒家史观，同时也是一个反对法治精神的人，比如，谈到对自己的刑罚时，他认为像他这样的贵族应该免受刑罚。从他对自身境遇的愤懑便可以看出他对法治精神缺乏认同。
所以，我说超越《史记》这座大山，是指超越司马迁的史观理念。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甚至不能称之为“大山”，只是因为儒家被独尊了两千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将它立为一座“大山”。
我力图用《大秦帝国》以及我的其他理论著作，重新梳理、发现中国文明中的灵魂，发掘那些值得我们挥洒、继承的强大精神财富。我希望能为我们的国家争取文明话语权。我并不直接切入当下中国现实，但是我在努力为中国寻找良性的文明平台。实现中国梦应该找到更加符合中国文明传统的、更合理的文明形态，这才能实现发展和振兴。
三联生活周刊：《大秦帝国》这部小说中，变革和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主题。你如此潜心十余年在这么一个主题下书写历史，为的是与我们当下相映衬么？
孙皓晖：我不是专门研究现实问题的作家或理论家，但是我的书和理念都是与现实相关的。我认为，更加深入地走进历史，理清我们的根基，现实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现在我所做的就是理清这个根基，这本身也就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
有读者发现《大秦帝国》处处透露着强烈的现实感，我认为，确实如此。在历史大转折时期会涌现出许多的共性问题，秦时代已经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方法。战国时代的变法全面深刻，几乎接近于革命。那个时代提供的宝贵经验深埋在历史中，很少有人去研究。自从“独尊儒家”之后，思想理论界拒绝对春秋战国、秦帝国的正面意义进行研究。所以，当现在我们想要穿越时空，把那个时代的阳光呈现出来时，有些人就会觉得不适应，感到恐慌，觉得从远方发射来的阳光特别刺眼。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当人们对这段历史慢慢了解、熟悉之后，相信定会有所发现。《大秦帝国》便是通过对那段历史的书写给大家提供一个熟悉它的机会，使它走进国民的心田。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秦国施行法家路线，对此后的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孙皓晖：可以说影响非常深刻，在中国历史中，唯有秦国到秦帝国的150年是中国唯一的一段法治社会。
总体上说，秦之前是“礼治”，从汉代之后是“人治”，只有秦时代150年是完整的“法治”，中国人对法治的最高理解就在这150年间。虽然它是战时法治，但是秦对于全面的社会形态都采用了“法治”。
秦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很多独一无二的“法治”标志，比如，皇室成员从未担任过国家高官，皇室子弟不立功不能当官，不能进入政治领域。另外，一个典型的故事是，秦末之乱的时候，李斯和章邯组织了20万犯人组成的军队进行征战。这则史实给我们透露出秦的“法治”信息：第一，秦法非常严明、公平，少有冤案，否则犯人会出现逃跑、倒戈的现象；第二，说明秦帝国的国家威信非常强大。为什么秦帝国在末期风雨飘摇时还对国家如此信任？可以回过头看看商鞅变法的重要举措就是树立国家信用。
我写《大秦帝国》与我的法学专业出身有很大关系，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专门研究中国法制史，这使我对秦帝国的本质有了深刻了解。正因为对这个基础的了解，才使我能够拓展开来，从法治文明拓展到文明形态、文明精神的意义上。
对大秦帝国时代的追忆和怀念，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法治社会和法治精神的追寻，这也是未来中国完善法治社会的需要。现在中国立法的全面性已经足够，但是司法却存在很多问题。从商鞅变法中可以得到启示，虽然商鞅是一个“立法大家”，但他同时非常重视司法。商鞅有非常著名的言论“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意思是，任何国家都有法律，但任何国家都没有自动运行起来的法律，说明了法律要靠执行，所以他强调“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你说在“礼治、德治、人治、法治”中，法治有最高的创新性？
孙皓晖：法面对的是不断变化的现实领域，法最直接接触世界万千变化。如果说法是一道“防波堤”，那么它面临无数现实自然波浪的冲击。法是所有现实规范中能够最强烈表现社会要求的领域。法治的创新精神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社会变化时，法如何适应社会、如何更好地调整社会，法会有较早的感应；第二，法对统治阶层的要求有直接反映。从时代潮流说，法应该是最具创新可能的领域。法学领域的创新性表现在根本的社会制度框架上。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文明的正源所在是你极为重要的学术创建，你对这个问题有怎样的考证？
孙皓晖：全面的表述应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从1993年我开始写《大秦帝国》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非常清楚，这个观点在序言第一句便做出了表述。
一般人喜欢说“中华文明”，但是在我的理论著作中做过详细论述：“中国”是比“中华”更古老的概念，在殷商时代就有“中国”的概念，而“中华”是在殷商时代才出现、成形，由孙中山把这个说法普及开来。
所谓“中国统一文明”，是指秦以后，中国建立起统一政权、实施有效治理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之后的文明。
论证的证据有很多：秦在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了统一帝国，它建立的统一制度是稳定、成熟的；清末之前的两千多年，任何朝代对秦政都是全面继承的，后期对秦建立的制度即使有一些小改动，但均没有完全推翻。比如，郡县制、中央集权、皇帝制等一些基本的制度框架从未改变，统一的文字、度量衡、官僚体系等一套国家文明体系，在秦时代已经沉淀得非常成熟。说它是正源，首先在于它为我们建立了一套可以流传下去的文明体系，另外，它是第一个，所以称为“源”。
提“正源”二字是因为一般人认为中国文明从汉开始，很少有人从中国文明的方面肯定秦的作用。从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力图从中国文明史上抹去春秋战国、秦时代的积极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你会称自己是老秦人，你对自己这样的称呼体现了对秦人的文化认同。你认为秦人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孙皓晖：老秦人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个称呼在《大秦帝国》中彰显了人物的精神强度。我认为《大秦帝国》中体现的所有人物品格都可以称为老秦人的精神风貌。比如“勤耕、善战、守法、知书、敬贤”，这都是秦人的品格。秦这个族群在那个历史时期表现出的厚重、开阔、识大体，以及包容的胸怀，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作为一个陕西人，研究秦时代，并且写作关于秦国的小说。但有趣的是，这部书却是你用16年在海南完成的。写作时你选择远离故乡的初衷和收获是什么？
孙皓晖：当时本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海南一个影视公司要拍《郑和下西洋》，邀请我去指导电视剧本。原本只想住几天就回来，但是，我发现海南最大的特点是在这个地方没人理睬文人，这里崇尚官本位、商本位。一个文人如果没有企图心，就没有任何人会来干扰你，你便拥有大量的创作时间。我在西安需要处理的事务很多，朋友也很多，加之我爱喝酒、下棋，有一大部分时间被占用。当时《大秦帝国》已经写了一部分，我认为工程量浩大，拿不准多久能完成，所以我决定在这个没人理我的地方写作。
海南远离大陆，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我依稀感到这里有“小战国”的氛围。大家在一起常常为了一个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但是不久后再见面又会谈笑风生。
远离秦地，与家乡相隔遥远的距离，反而对秦文化产生了不同的感受。我曾经很不喜欢秦腔，但在海南写《大秦帝国》使我对秦腔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现在我开始研究秦腔的戏词，空闲时间我还改写一些秦腔戏词，自己还能哼几句。
现在我每年夏天在陕西，其他时间在海南生活，这样反复的离开、再融入，让我对陕西文化有了更敏锐、深刻的认识。
三联生活周刊：《大秦帝国》的题记写道：“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和梦想。”“原生文明”这个概念是由你首次提出的，你自己愿意如何解释这个词？
孙皓晖：“原生文明”是指由构成中国文明根基的历史时期所创造出的文明，具体讲，是指中国前三千年的文明。由我们现在既定的文明往回追溯，我们文明的根就是原生文明。我认为中国前三千年的文明便是中国文明的根。
三联生活周刊：从这句题记中，我们似乎也可以感到你于历史的某种个人情怀？
孙皓晖：任何写作者不可能没有一点情怀。我崇尚的情怀就是一种英雄之风，崇尚正义精神、大道精神。我觉得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都需要具备这样的情怀，这是我们民族的基础，也是三千年前我们民族的灵魂。现今中国社会已经失去了许多先人留给我们的高贵的品格。古代的精神贵族即使沦落到非常凄惨的境况，还会保持自己高贵的气节，比如，决斗时的礼仪、战场上的姿态等等。从这些细节之处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定。 我是一个不怕干扰的人，即使有朋友往来，送走朋友之后也能立马投入工作。我是一个书写秦时代的人，就要以那个时代的名士风格要求自己。如果一个人把写作看作一种无限神圣又无限脆弱的事情，那么，这种写作本身已经苍白到没有生命力，作品也自然不会有生命力。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大秦帝国》读后感(七)：秦思
全套七本，一学期之功，总算是看完了，不得不说的是这确实是本好书，看了就再放不下了，虽是小说，以正史来看，一些史料有理有据，也有收获。
纵观二十四史，每朝每代皆有为前朝著书立史的传统，唯秦只有《史记》中的一个小小的本纪，可以说长期以来秦的功勋和事迹早已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秦亡后无人记得曾经有一个秦国，崛起于西戎，历经春秋战国，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教科书上有的只是秦始皇时期制定的一系列大一统政策，历代统治者与文人只或多或少对秦的建立与灭亡发发感慨，对于秦的发迹，历炼，几乎一无所知，这部分是缺失的，一个“暴秦”岂能囊括一切？非也。
此书自秦献公河西之战为开始，皇皇巨著，对商鞅变法的记叙尤为详细，个人认为秦的强盛，根基于此，“秦法暴虐”，只能说是二世时期的变形，正真的秦法我相信用现代来理解有“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成分在，不然秦帝国在面临崩塌之时焉有章邯组织起的数十万刑徒而成的大军来抵御农民起义军？焉能不知商纣王用奴隶组织起的大军抵御周军导致倒戈危害之大？一个国家没有良好的信誉基础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商鞅立木为信为秦的信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秦简的发掘有了另一层解读——秦代法、律、令较完善，“奸邪不容，皆务贞良”，于是秦代官吏“慎遵职守”，凡事“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秦律调整的范围遍及国家、社会和家庭各个领域，达到了十分细密、详备的程度，可以说从生产到生活，从个人到牛马，从国家到家庭，基本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这难道不是一个标准的法治社会的雏形？
就举云梦秦简中的秦代法律为例，经过分类整理,其内容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甲种与乙种《日书》等十种。其中《语书》《效律》《封诊式》《日书》为原书标题,其他均为后人整理拟定,这些竹简中一半以上与秦时法律相关。
法家的思想唯在秦得到了很好的贯彻，秦法既是对百姓的约束，对统治者何尝不是？“坚守变法，代有明君”，秦自孝公后，后代几无沉迷于享乐，务实勤政之风昭然。秦法二十三大律为：军功律、农耕律、市易律、百工律、游士律、料民律、保甲连坐律、刑罚律、厩苑律、金布律、仓律、税律、徭役律、置吏除吏律、内史律、司空律、传邮律、传食律、度量衡器律、公车律、戍边律、王族律、杂律，共计为二十三大律。”如此详尽的法律蓝本，秦的贡献可见一斑。反观六雄，君主荒诞颓废，朝政大多数时候是没有进步的，虽然也有一两代明君，然对国家政治长远发展未能制定方略与建立统一的标准，“人亡政息”何其哀也？
法无贵贱，刑无等级。备受讴病的商鞅作法自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王国时期法律已经深入民心。
“夏商周三代不同制，春秋五霸不同法。世生变，变生强，强则进。治国之道，贤勇者创法立制，庸碌者因循守旧。创新者生，守旧者亡”，秦改变了三代的旧制，故不可避免的受到攻击，但还秦一个公正的判断，还需要更多的史料论证。
《荀子·强国》中，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我认为堂堂法家创始人荀子推崇法治，他的概述虽有夸大，绝大多数是符合实情的。
先秦的那段历史距离我们已经有点遥远，如何能更好的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是一代代历史学家孜孜不倦探寻的。项羽的焚咸阳，不说焚毁了秦宫室，其实焚毁的关于秦的纪录与图书档案。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既是遵循秦的轨迹，也有偏离，说秦法苛严，历代也未能幸免，从汉至清，刑法变化最小。加了一个“儒表法里”的外壳，儒士们便改口了？秦亡有主观成分，也有偶然性，作者的观点我还是比较赞同的，完全归咎于秦法有失偏颇。秦缺乏一个推广秦法的缓冲期，还有就是休养生息，秦自始皇，大动干戈，修驰道，筑长城，征百越，还有修皇陵，建阿房宫。此外，除秦本土外，六国还有旧贵族和旧大地主残余，战国睚眦必报，这部分六国遗民抵触情绪强烈，处理不当，加上对六国没有特殊安抚方案，六国百姓尚未接受秦的统治，新建立的郡县制又是是脆弱的，秦朝统治者把秦的兵力分驻全国，取消分封制，于是一旦出事，区域上讲秦的兵力是不济的，时时刻刻有陷于被动的危险。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引爆了秦帝国的火药桶，二世胡亥无能，于是愈发不可收拾。
赳赳老秦 共赴国难。这句话让人热血沸腾，秦从开国到变法，任用法家为主导思想，再到建立第一个大一统帝国，至子婴素车白马出降，秦亡。秦带给人的思考太多，反思同样多。
《大秦帝国》读后感(八)：坚持法治，代有明君
第一部 黑色裂变
整个裂变，本包含了战国时期齐、赵、魏、燕、韩、楚的变，变法也好，君王变庸也罢，动荡的年代，强臣与明君的数量少于奸臣和庸君，所以，遇见知音，遇见志同道合者，此生有幸。
有多少人在歌颂商鞅，就有多少人羡慕渠梁。
赢渠梁是一个名君，秦国从他开始，变得强大。统一大业也许不在他手上实在，但他却是这座丰碑的坚实基座。就像如果没有文帝景帝何来汉武帝，没有皇太极何来康熙，没有李渊何来李世民。时也势也，赢渠梁有着一颗帝王心，却少不了秦献公的英明和兄弟臣子的辅助。
商鞅真的是个变法大臣，当时的秦国只有采用法家的战术。但书中说他出自鬼谷子（或者）我是有点猜不透。不知道他是横是纵，相对的人又在哪里。
很喜欢车英和景监，不同于赢虔，他们两个与商鞅之间不仅是同事，还是朋友。如果没有这两个人，商鞅在秦国的变法，纵然成了，也会少了些江湖义气的快乐。
赢虔，英雄主义，勇敢、识大体，懂大局。却始终放不下私仇。可怜的英雄主义人物，也可惜。
白雪，这是多少人梦中的偶像，财富、美貌、心胸、智慧、刚柔并济、擅于观察、心细细腻，甘于幕后、还可以选择陪葬。为整个大秦后面的女人树立了标杆了。后面应该不会有超越了。
玄奇，笔墨少，但这个女人的智慧和对天下大势的判断实属难得。墨家子弟，第一次在她身上印证不全是“”墨守陈规。
荧玉，在白雪和荧玉面前，这个秦国公主显得逊色，但我却很佩服她。一个公主，新婚之夜被商鞅放鸽子，为了求哥哥，自己丢了孩子。为了帮变法，在商鞅对赢虔用刑时不说一字。最后，显示一个女子的真性情，赢四面前为商鞅辩护。当真是给后世的公主树立了榜样。
甘龙，其实我是不喜欢这个老人的，在秦国变法事情上，他似乎是个反对着。但秦史是从赢渠梁为主而写，这个老人在大事面前的忍、稳、准、狠都是成大事的必备条件。只不过，他的思想不跟商鞅一路，这个老爷子也不是平白的坐上秦献公的长史的。
——— 赢渠梁死了，大秦帝国写到这，还只是秦，大字还不到，帝国也还不到。接下来，就是赢四了。
二、天下纵横
终于作者开始写背景，大秦帝国不再只写秦。
纵横篇里，把苏秦和张仪两个人合纵连横的过程写的跌宕起伏。
苏秦初入秦，张仪选择了入楚、魏、齐。最终，两个人都回到起点。
造化弄人，苏秦从燕开始合纵、张仪入秦连横。
天下纵横才是天下应有的场面。
张仪不再是商鞅一样神化的人物，会犯错，会失误。
樗里疾和司马错的重要性体现出来。这三个人，不再像鞅、景、车三之间的关系，但同心为国。
喜欢司马错，一次打房陵，一次攻巴蜀，看得热血沸腾。
其它六国，看得乱七八糟。
要成大事，明君、强臣、良将。
看着周天子送苏秦离开洛阳的感叹，原来，周天子并不是无能，只是无能为力。
楚怀王当真是个傻子。屈原虽然不是旷世奇才，但留在一个抽风的楚国也是可惜了，最后的泪罗江归宿也是上天注定的。
魏无忌是个人才，魏国的时势，谁也回不了了。
韩国的命运笔墨为多，其实，对这个生产矿的小国，还是些话敬佩的。
燕国当真是成也子之败也子之啊。再一次证明了，当我勇敢和热血没脑子的这种人，也是非常愁人啊。混乱的朝政居然让栎阳公司和燕姬进入的燕国历史。
齐国没有成为帝国，是真的给了秦国机会。我一直奇怪的是，为什么齐国没有成为霸主。学宫里那么多论学论政的人，没有人说话吗？也许，当齐王赶走了田忌和孙膑，天下就注定归秦了。庞娟和孙膑的结局不同于苏秦和张仪，也很让人感叹。
我是喜欢赵国的，因为赵胜。虽然知道赵国结局，但秦赵同源，也许赵国不能成为大国，只是时运不济。
但，哪个国家不是能用时运不济来概括呢？
合纵连横成就了张仪，苏秦在最后好不容易在齐国找到平台，却被美貌的邹忌害死。悲哀。
苏秦死，赢四也要死。大秦帝国到这里，也只是变成大秦，还不是帝国。
未来何处去？
8.6
磕磕绊绊，终于将书看完。大国面前，个人终是小。
没有仔细研究过秦史，对书中内容真伪不敢做评判。就写作手法写作水平而言，作者写正面强于写负面，尤其是孝公和赢正的胸怀天下，文韬武略，刚毅果敢等看得人很是感动。然而，对晚年始皇帝的评判，也许是看多了暴政、求仙、赵高等负面内容，总觉得书中有一点缺陷。
当然，整个大秦史，何止始皇帝一人。
最好的将军，如白起、司马错、王翦、王贲、蒙家族、李信、王陵、桓龅……
最好的对手，长平之站白起赵奢，马陵之战孙膑庞娟，灭赵之战李牧王贲、灭楚之战王翦项燕……
最了不起的著作，商君书、吕氏春秋、孙子兵法、吴起兵法
最美的称呼，战国四君子，齐孟尝、魏信陵、赵平原、楚春申；
最荒谬的存在：秦赢武、赵王迁、齐王建、韩王、子之……
最公愤的臣子：郭开、韩仓、赵高、后胜……
最生不逢时的君臣：燕昭王、田单、乐毅、赵胜、扶苏、屈原、韩非……
最神一般的存在：商鞅
从头至尾，虽然六国中有那么多本可以的人，数了数，却没有女人。这么厚大的一部历史中，除了在孝公地时候写了荧玉公司和白雪之外，后面也只是有一个寡妇清、宣太后和姬后而已。很是好奇，居然女人在那个时候那么没作为……
《大秦帝国》读后感(九)：从《商鞅变法》看中国传统企业转型
上周的时候，去参加一次活动，听到有朋友说要学习华为。华为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学习华为无可厚非，但学习华为不应当是口头上的吆喝，而应该是深入本质的去学习华为最根本的东西。大部分的企业学习华为，都注定是失败的。
为什么呢？这里先不说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些故事。
说到商鞅变法，都不陌生。商鞅变法的背景：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的阶级的产生。
新兴军功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从而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变动。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
战国初期，秦国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晚于其余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大国。为了增强秦国实力，在诸侯国的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秦孝公引进人才，变法图强。
当然了，这里的这个背景是在百度百科中直接选取的，这里阐述了几个很关键的点：
第一个，介绍了当时的大环境，新型生产力关系的产生，变革势在必行
第二个，道出了这次变法是两个阶级的对立
第三个，变法前，秦国在七国中一直都落后于其他六国
第四个，秦国变法要晚于魏国跟楚国变法
第五个，引进人才
从当下来看，我们现在所处的大环境跟战国时期有一些相似之处。
可以说，今天我们也处在一个新旧生产力关系的路口，一边是高科技产业不断冲击传统产业，互联网对实体店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一边是传统产业对自己的破产归咎于电商崛起，死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愿做转型升级。当然了，这里也有很多的传统企业开始思考利用新工具、新理念进行转型升级。如果放在战国来说，处于弱势的传统企业，就像是当时的秦国，在这里还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
阶级对立
虽然说，现在的阶级对立并不是特别明显，但也形成了对立的阶级，很简单的企业内部形成了两个对立阶级，一个是既得利益的老高管阶级，一个是创新求变的新管理团队。越来越多的80、90后开始走向工作岗位，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管理模式，也不再满足于传统企业的组织管理架构。也有越来越多的管理者诉苦，现在的90后员工没法管。这也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不变革，未来就失去年轻员工的青睐，变革却伤筋动骨。
这也就带来了新的问题，改变，找死；不改变，等死。
已经失去先机的传统企业，已经被互联网企业远远抛在了身后，面临的选择也越来越少，不过还好的是，虽然结果横竖都是个死，但还是有两个选择可供选择，那就是选择变还是不变。
有没有成功转型的企业呢？
有。
但是不是你呢？
不好说。
这里还有一个秦国变法的背景，需要交代一下，秦国之所以变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过近三百年你来我往的打打杀杀，在秦孝公成为秦王的时候，秦国已经成功的把秦穆公时的产业，打的不多了。这还不是罪关键的，要知道秦国在跟魏国的一次大战中，秦献公战死，秦国又丧失了少梁。此战之后，秦孝公继位。魏国发起六国会盟，欲联兵一战灭秦，彻底瓜分秦国。
这是一个绝对的烂摊子。内忧外患的困境，为了化解困局，倾举国之财，又割河西之地给魏国，才化解了六国攻秦。变法也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大环境之下拉开。
相信看过《大秦帝国》这本书的企业负责人，都会深有感触。自己就是面临新的互联网企业不断的压缩生存空间，自己增长乏力，组织没有活力的内外交困局面。我不是在鼓励你变法，起码现在虽然你不好过，起码日子还能过，如果去变革，你可能瞬间就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而秦国之所以变法成功，而同时期的其他国家变法失败，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秦孝公对商鞅无条件的支持，并一以贯之的为变法扫清障碍。纵观其他国家变法之所以失败，一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并反扑变法带来的成果；二是国君在变法进程中定力不足，无法推动变法从始而终；三是变法本身没有触动利益集团的根基。
说到这，是不是传统企业就没机会了，就只能等死了？肯定不是了。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会有企业逆势而起。
当然了，现在的困境大家都感同身受，就不需要我在这里废话了，不过唯一的好处就是大家都很疼。
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必然会淘汰掉那些落后的生产力。在一个人性回归，个人崛起，人的价值也正处于上升通道，在未来，智力竟会成为最大的资本。
是时候对企业文化、对组织架构、对人才战略重新梳理了。
企业文化
文化，这个都很清楚，在企业中所占据的重要的位置。一家企业的文化，终归还是决定了组织的架构以及人才的引进、培养、使用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将企业文化放在第一位。
那什么样的文化，才会在竞争中拥有更大、更长远、更持久的竞争力呢？在我看来，那一定是一个开放、平等、协作、共享、去中心的文化氛围。当然了，这也是目前互联网精神的核心内容。
只有充分的开放、共享、去中心、反权威，才能让每个人的欲望、激情、活力、创造性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组织才会快速形成想法，把想法变成产品，把产品变成商业模式，然后快速长大。所以，互联网行业充满了小人物不断战胜大人物的现象，充满了颠覆和被颠覆。
在未来，不管是小企业还是大企业，如果想要更长远的成长与发展，一定要在创造开放、包容的文化。华为在1997年，请IBM的顾问进行流程变革，公司开始也有争论，要不要让顾问们对公司进行全面诊断与透视？任正非说，“脱光衣服，连裤衩也脱掉。”只有你不遮遮掩掩，顾问才能知道你的病根到底在哪里。
现在早已经处于一个高度开放的时代了，包括各项成本，售价，甚至是技术，资源都已经非常公开，利用信息差赚钱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在时代的发展，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服务的升级。今天这个时代就是打明牌的时代，所有的牌大家都亮在桌上，技术牌、市场的牌都放在明处，甚至共享，这时候比拼的就是你的战略，比拼的是不同的企业精神和各自企业的价值观。
组织架构
之前的组织结构，是金字塔式结构，虽然有非常多的优点，像是：结构严谨、等级森严、分工明确、便于监控等，在一个确定性的时代，这样的组织结构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价值。但随着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新科技的不断发展，传统组织架构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企业的快速发展，也不再适用于当下的不确定性商业竞争环境。
正如金字塔结构曾经突出的优点一样，在现在看来，金字塔结构的缺点就如同优点一样突出：由于曾经的增多，信息传递不畅，甚至到达基层以后，早已经面目全非；组织内人员的膨胀又必然会造成管理、沟通成本的上升；而由于机构部门众多，不仅仅管理效率低下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扯皮以及责任推脱；权利集中于上层管理层，下层组织没有自主权，严重影响人的潜力发挥。
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商业环境，如果还在利用确定性的组织结构来应对，那将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甚至将快速被小团队小组织而打败甚至取而代之。唯有以不确定性的组织架构来应对不确定的商业环境，才有可能在当下占据一定的市场空间。
人才战略
人，在之前被认为是成本。因为企业要为员工发工资，购买保险，还有各种福利，还要应对员工的一些突发状况，所以被当做是企业的成本来对待。有一段时间，人才被称为资本，包括现在，人才更多的被称为是企业的资本。人才优势开始成为一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而现在，人开始获得解放，人的价值正在回归。
西方组织管理学认为，人天生是自私的，懒惰的，贪婪的，正因为单个的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私、贪婪、惰怠，所以，当这些携带着同样病毒的一群人，构成一个组织的时候，也同样就构成了对组织从发生、发展到终结的全部生命过程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疲劳。一个人保持阶段性的活力、激情是容易做到的，一个组织保持两年、三年、五年的活力也是相对容易的。但是，持久地保持激情与活力，大概是组织领袖们所随时面临的难题。
一方面是人的价值回归，每个人的个性开始凸显，一方面是人与生俱来的缺点与不足，在管理之中，将不可避免的会面临冲突，如何设计一个新的组织架构跟管理模式，经成为重中之重。
领袖是一帮什么人？是一帮永远富于妄想症的冒险家， 中国社会最缺乏的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中最重要的第一是冒险精神，第二是永不懈怠的持续的冒险精神，也就是说领袖必须像永动机一般的思考和行动。所以，组织的领袖是否能够保持持续的激情与活力，持续的奋斗精神，才是一个组织的关键，但是光有这个关键还不行，还必须点燃起整个组织的全体参与者、追随者们持续的梦想，持续的激情。这是解决冲突的一个方略，但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个问题放到后面再来解决，我们先看一下华为的干部选拔机制：
（1）优先在成功实践和成功团队中选拔干部
（2）优先在主攻战场、一线和艰苦地区选拔干部
（3）优先在影响公司长远发展的关键实践中选拔干部
华为的干部流动方式：
一般来讲，一个干部不到3年的时间就要进行岗位调整，而且干部之字形的发展是华为提倡的。也就是说一个干部不是在自己的领域里一直往上走，这是烟囱式的发展，华为是之字形的发展，是在干部的周边领域发展，比如说研发的干部去到市场，去到供应链，再到采购，经过多个业务领域的历练，综合的管理素质、对业务以及端到端流程的理解都会很深刻。
也就是说，华为的干部基本上是复合型人才。
但华为认为“干部不是终身制，长江一浪推一浪“。必要的淘汰是需要的。我们提倡能上能下，在实践活动的大浪淘沙中，把确有作为的同志放到岗位上来，不管他的资历深浅，我们也坚定不移淘汰不称职者。绝对的公平是没有的，但在努力者面前，机会总是均等的。被降职的干部，要调整好心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
所以，企业的文化还是很重要的嘛。但体系的成就源于灵魂的铸就～没有创始人的格局、眼界、胸襟和领袖力的表达，不会有文化的生根与生发！这也是为什么说大部分的企业在学习华为的过程中，注定是失败的。更不用说，华为的分钱机制，估计有相当多的企业家，会分的肉疼，哪还有心思去搞生产？
传统企业转型，已经喊了好几年，但直到现在，也鲜有转型成功的企业。当然了，如果按照我曾经的风格，到这里故事就讲完了，但最近突然心血来潮读了一本书，提到了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下一篇文章即将在一周之内发布！
你最真诚的朋友：极客志强（优品工坊创始人）
《大秦帝国》读后感(十)：自说自话，自言自夸，本是闲谈，我开心就好。
借用马老常说的一句话:“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元旦次日始，历经七七四十九天，终于把这部浩浩大书给读完了。每天都恨不得一口气结果了它，却始终不见书厚有所减，今终尝心愿，咋还能不得劲呢？
商鞅欲变法， 孝公为其阔清朝野。此谓谋而后动乎？
商法重农尚战，官员士子全赖山东六国‘供给’，是否可以看做山东六国为秦供给养分，六国亡，商法颁行天下，养分不在，秦安能存？
自秦孝公始，秦历经六代七位君主，一百四十余年发奋图强，终统一天下，然二世三年而亡，不得不令人感慨唏嘘于胡亥、李斯、赵高的败家速度！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六国死的真惨，也就楚国蹦哒了两下；至于秦国，一定和赵国拜过把子，他们的誓言是:本是同根生，不求同时死，但愿同因亡。一个亡于奸臣郭开，一个亡于宦官赵高。呜呼哀哉！
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秦国曾被当时的阴阳家诅咒——昏君不长命。秦武王好勇斗狠，享国四年，崩；秦孝文王无治国之能，享国一年，亡；秦庄襄王，才能平平不堪大任，享国三年，猝。是以秦可一统天下，可传万万世。一日，秦始皇对众皇子讲至此。胡亥听之，大笑曰:我若继位，三年足以亡秦。始皇帝不信其邪，隧传位于亥……
好了，不瞎扯了！
本书最后提起的些许刘邦、项羽事迹，再次说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
以前还真没读过什么历史题材的书，今读之，突然觉得中学所学的历史真TMD的淡而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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