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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缄默的事》是一本由[美]阿扎尔•纳菲西著作，三辉图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7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所缄默的事》读后感(一)：【转载】纳菲西文学“仙境”里的十本书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
阿扎尔·纳菲西拥有自己的秘密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的通道是想象力。这个世界让她得以远离母亲的独裁，父亲的背叛，家国的流离，这个世界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那个奇幻仙境。在伴随她成长的阅读年月里，“爱丽丝”这个童话里的小女孩成为纳菲西最重要的阅读指引者。
被朋友称为“美国版爱丽丝”的伊朗女作家，希望自己带着一双爱丽丝发现新世界的眼睛，去探究东西方文学经典中的想象王国。这些文学经典，有的是父辈们用以启蒙她对伊朗历史文化认知的神话故事，有的是她在西方留学时启蒙自我的叛逆诗歌，更多的，当然是她在德黑兰的文学课上，用以启蒙新一代穆斯林女性的西方小说。
《列王纪》/（波斯）菲尔多西
纳菲西对伊朗的最初概念，都来自于父亲讲述的《列王纪》里的故事。这是伊朗史诗
诗人菲尔多西创作的世界闻名的伊朗民族英雄史诗，长12万行，描写公元651年萨珊王朝灭亡以前波斯帝国4000多年的历史，包括50个国王统治的兴衰。菲尔多西把古代波斯重新带回人们的视线，他的史诗从世界起源一直讲到17世纪的阿拉伯战争。
父亲总是一遍遍讲述其中“费瑞登和他的三个兄弟”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以德报怨的善良和原谅，但纳菲西最爱的却是鲁达贝和白发战士萨尔的爱情故事。在她看来，美丽的鲁达贝虽然不是为国牺牲的勇士，却是自己的勇士，如果没有她用生命追寻爱情，那么像鲁斯塔姆（鲁达贝的儿子）这样的勇士的荣光将会黯然失色。
《黛西·米勒》/（美）亨利·詹姆斯
欧化的美国青年温特伯恩在瑞士结识迷人却神秘的黛西·米勒小姐。温特伯恩为这位美国小姐倾倒，却无法判断她究竟是“轻佻”还是“端庄”。故事的整个情节都在围绕温特伯恩的犹豫，他究竟要认同颠覆传统的黛西，还是他那贵族气的姑妈所代表的传统势力。最终温特伯恩对黛西的态度决定了她的命运，他的疏离和不在乎，预先注定了她的末日——勇敢追爱的黛西，以死证明她的专一不移。
黛西小姐是纳菲西课堂上最受女学生认同的小说人物，有人甚至到了着魔的地步。丫头们经常提起，黛西小姐的勇气，是她们自己所欠缺的，温特伯恩注定要亏待她。
《华盛顿广场》/（美）亨利·詹姆斯
平凡的女主角凯瑟琳受困于她机智、有钱的父亲，不但被他冷落，还让他瞧不起。父亲无法面对凯瑟琳生来平庸给他带来的失望。凯瑟琳则深为对莫里森·汤森这个纨绔子弟的“爱情”所苦，与此同时，她守寡的姨妈培尼曼太太肤浅而好管闲事，这三人形成邪恶三巨头，主导凯瑟琳对于婚姻和人生的选择。
凯瑟琳受父亲冷落、被姨妈操控、被莫里森抛弃，她终于学会了以自己平静、谦卑的方式挺身面对每一个人。她之所以能够有此改变和成长的能力，纳菲西认为是詹姆斯赋予了她一项最宝贵的特质：怜悯之心。而这份怜悯心，让凯瑟琳获得尊重与自尊。纳菲西所理解的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世界，是让笔下人物都能得到自尊与自重。
《再生》/（伊朗）芙茹弗·法洛克扎德
芙茹弗·法洛克扎德是纳菲西最爱的伊朗现代女
诗人，她生于1935年，十几岁就和比她大16岁的男人相爱结婚，但后来她却离开了家，将自己人生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到诗歌创作中，1967年死于车祸。
法洛克扎德最具震撼力的诗歌是赞美她婚外情的诗歌，也正是这些诗让诗人名声扫地，但在纳菲西看来，法洛克扎德总在诗歌中大胆抒发对于爱人的性欲和忠诚，她将个人的“罪”转变为对权威的蔑视和挑战。
《洛丽塔》/（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纳菲西最爱纳博科夫，她从他那里读到了太多的东西：许多极权思想定义的危险事物——对个人的尊重，对于受害者和压迫者之间复杂情感的体认。
她经常想邀请读者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群穆斯林女性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这部小说叙述了一个男人为了占有、俘虏一个12岁的少女，间接导致她母亲的死亡，并将洛丽塔当成禁脔长达两年。纳菲西总是一再强调伊朗的穆斯林少女并非洛丽塔，当权领袖也不是亨伯特，《洛丽塔》不是对共和国政权的批判，但它反对一切禁锢思想的本质。
《斩首之邀》/（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纳博科夫的这部小说是纳菲西文学课上最受喜爱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孤独而热爱幻想的男主角辛辛那图在一个专横的世界被判死刑，他唯一的特权就是得知他的死期，但行刑者连这一点也对他隐瞒，使得辛辛那图把每一天都当成死期。
辛辛那图脆弱而被动，因为不肯和其他人一样随波逐流而“被称为”英雄，但即使这样他也活在无止境的梦魇中。但最后，辛辛那图被带往处决台，嘴里不停地念着神奇的咒语：“我独自一人。”正是这种独特的语言挽救了辛辛那图，他在那一刻让周遭虚假的世界土崩瓦解。
《傲慢与偏见》/（英）简·奥斯丁
一部喜剧《傲慢与偏见》，带有舞会的欢乐。男主角达西先生和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在舞会上跳的那种18世纪社交舞——在纳菲西看来，这是这部小说的整体结构。主角都是在公共场所的私密个人，充满丰富多元的对话声音。舞蹈倒退前进，两位主角忽远忽近，像照相机特写一般，每前进一步就要倒退回去，对上一个动作重新评估。这样的舞蹈象征着两人必须互相迁就，在最初的傲慢与偏见中达成对彼此的尊重和理解。
简·奥斯丁的小说里，总是那些徘徊在爱情与婚姻中的男男女女，她忽略政治，这并非因为她不懂政治。纳菲西认为，在一个几乎全世界都栽在拿破仑手中的时代，她创造了自己的独立世界。这个世界里，女性的觉醒和自由，从选择自己的如意郎君开始。
《维斯和瑞敏》/（波斯）法克瑞丁·高戈里
这个故事可以追溯到前伊斯兰信仰拜火教的伊朗，成书比菲尔多西的《列王纪》晚40年，也是为了纪念和重现伊朗过去的文化。这是纳菲西家族里一位当代伊朗著名学者阿姆·赛德伯伯在她即将前往英国求学前送她的书。纳菲西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这本诗歌集启蒙了纳菲西对伊朗诗歌的感知——在那样一个贬低女性、阶级森严的社会中，女性总是具有破坏力的中心，一切本围绕男英雄开始的故事，都因为女性的出现而改变了事件的发展。
《了不起的盖茨比》/（美）斯考特·菲茨杰拉德
一个理想主义者深深爱上了美丽的富家女黛西，她却背叛了他，这样的故事很难让在伊斯兰革命笼罩下的伊朗学生满意，对他们而言，人民、革命和伊斯兰这样的字眼，才能传达牺牲的含义。纳菲西却坚持把这本书纳入自己的文学课，在她看来，这可以让学生一窥正逐渐离我们远去、失落于挞伐声中的另一个世界。
纳菲西告诉学生们，这部小说的本质在幻灭，它探讨了妄想的幻灭。盖茨比之所以忠于黛西，与他忠于幻想中的自我有关，黛西就像纽约这座城市，隐含某种可能，一伸出手去碰触就会变质，盖茨比这个浪漫可悲的梦想家，只能为自己的幻灭埋单。他用身份和财富欺骗了所有人，却惟独没有背叛自己的想象——他追求的是未来的自己。
《一千零一夜》/（阿拉伯）
纳菲西的文学课堂以《一千零一夜》为开端，女主角山鲁佐德破除暴力循环的武器是用她无穷的想象力，这给了她敢冒生命危险的勇气。纳菲西想用山鲁佐德的魔力，为课堂上的丫头们插上想象的翅膀，让她们在接下来的西方小说系列阅读中，发现文学中的开阔空间和身处局促世界的关联。
原文刊载于新京报网 2015年9月19日
原文链接：http://www.bjnews.com.cn/book/2015/09/19/378040.html
《我所缄默的事》读后感(二)：【转载】她说出来的事
文 / 王扬
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伊朗曾经像美国一样，酒吧、咖啡馆、电影院、赌场，时髦的女星，开放的画报，让人恍如置身好莱坞。只是在“伊斯兰革命”以后，这些才被一扫而光，清规戒律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不了解这个国家的人，可能对它的印象还停留在黑色面纱之下的两只眼睛，或者是看不出身体曲线的黑色长袍。其实，这个国家的女性曾经不是这样，现在也渐渐不再如此。我们在谈论这个话题时倍加小心，因为涉及宗教，也因为我们不熟悉那个社会。但可以确定的是社会有时也会倒退，历史的面孔变幻莫测。30年前的场景，也许会让你误以为发生在30年后。读《我所缄默的事》这样的书多少能满足我们对于伊朗的猎奇心理（包括作者更有名的那本《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但如果把作者视为对抗独裁、强权以及不公的伊朗女性的样本就太简单了，把她看做美国强势文化同化收服的又一个异邦人，也同样失于轻飘。她只是在回忆自己的生活，她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来自如此特殊的经历，以及她所受的教育，所看的书，而不是来自于某种政治立场。
阿扎尔·纳菲西，这位曾在伊朗三所大学任教的学者，德黑兰前市长的女儿，无疑属于伊朗女性中的精英阶层，也似乎注定要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她出生于伊朗上层家庭，衣食无忧，受到良好教育，有机会去英国留学。然而她的家庭由于深陷政治，外界的种种变化都给她的家庭带来动荡不安，父亲从政界明星到锒铛入狱，她自己因为不戴面纱被所任教的大学驱逐，从小接受西方文化熏染，长大后经历种种革命浪潮，她养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叛逆的性格。《我所缄默的事》是她的一本回忆录，正如书封介绍的：关于家族与国家、政治与文学、反抗与革命、谎言与爱，其中最打动人的部分，是关于父母的回忆，她的父亲才能出众，母亲美丽却冷漠，两人的关系到头来是一场悲剧，但作者在他们去世后才发现，父母分别用自己的方式，给了她一个可以移动的家。 什么是可以移动的家，为什么它这么重要？阿扎尔写道：“伊斯兰革命”后，我意识到我们在世间的存在是多么脆弱，给你带来安慰的家，你的自我意识，你的身份感、归属感，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随时被夺走。这就是本书的线索：什么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你必须在自己心里建立一个别人夺不走的家。
对阿扎尔来说，这个家是慢慢建立起来的：从《列王传》和其他书籍里；从家人的谎言和欺骗里；从母亲的一个号称禁欲却有娈童癖的朋友那里；在父亲呆在监狱的四年里；在德黑兰教授文学课时……有些事情带来痛苦和困惑，然后一切都过去了，她在这个过程中长大，开始相信想象和文学的力量，她甚至感激革命后的政府，它通过剥夺人们想象的快乐、爱的快乐和文化的快乐，反而把人们带向了它们。风与皮肤接触、穿着裙子走在街上、能够阅读弗吉尼亚·伍尔夫或者纳博科夫，都值得珍惜。她想说的事情，其实就这么简单。某种程度上，阿扎尔的写作类似S.A.阿列克谢耶维奇，尽量客观地记录事实，不同之处在于阿扎尔也把自己和家人作为剖析的对象，内心的开放程度让人印象深刻。
最后要说，这本书其实名不副实，它不是阿扎尔缄默的事，而恰恰是她说出来的事，因为她相信布罗茨基的一句话：“一个人最终能剩下的，不过是他的一部分而已，那说出来的一部分，那言语的一部分。”可见，女人读了书是多么“可怕”，尤其是那些曾经遭受禁锢的女人，不论是身体还是头脑。
原文刊载于晶报 2015年11月1日
原文链接：http://jb.sznews.com/html/2015-11/01/content_3374489.htm
《我所缄默的事》读后感(三)：简短的想法。，与PERSEPOLIS的对比
之前看了PERSEPOLIS。
主角都是出身显贵之家，家庭西化，并且主角都是女性。
对比一下这本书更平和一点，并且说到了很多个人/家庭之外的因素。PERSEPOLIS相比之下更像是主角个人成长史。
之前一直觉得（其实也包括现在）巴列维治下伊朗那段时间是一段进步的历史，不过从这本书里反映出来的应该也是一个挺腐败（？）并且只关乎社会精英们福祉的政府（？）
不过再怎么样也比现在强制妇女套着黑色垃圾袋好→_→
十分想找一本从底层人民观点出发，讲述伊斯兰革命这段历史的书；
还有西方世界对当时的伊朗留学生、学生运动之类描述和看法的书。
《我所缄默的事》读后感(四)：那些我们沉默不语的事，才真正塑造了我们
很难说阅读《我所缄默的事》时究竟哪一样更让我震动：作者剖析自己及家人的坦诚勇气，还是一夜倒退的伊朗竟与当下有偌多相似。
作者阿扎尔·纳菲西是美国大学的文学教授，少年时离家在欧洲读书，后来回到伊朗任教，但因为拒绝佩戴头巾上课被赶出德黑兰大学。几年前国内出版了她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强烈的反抗精神和人格魅力。在校园高音喇叭大喊着“美国去死”的极端环境里，纳菲西带着几个好奇的学生，定期在家里秘密聚会，阅读并讨论美国经典小说。文学扩大了她们的世界。现实越是残酷，文学中打破常规、颠覆传统的情节越为她们撑起一座可以避难的想象共和国。
新书《我所缄默的事》则不同，它突破了压制与反抗这个单向维度——尽管在这个维度上，纳菲西的写作已经足够好了——而是鼓起勇气直面自己的家庭与历史。从祖父母一辈的故事，写到自己的母亲、父亲相继去世，薄薄一册书，浓缩着三四代人的生活轨迹，处处惊心动魄。
书的缘起，是作者母亲的去世。“母亲希望我如何感受她呢？现在，我已经失去了她。惟一能让我坦然面对失去她的方式，就是问自己这个问题。有时候我想，我也曾拥有过她。但当她活着的时候，我因为忙着对抗她，而没有意识到这点。”
纳菲西一生都为母亲不断编织谎言、不断指责他人的个性所苦，直到母亲去世前几年，她才逐渐意识到母亲性格中的可爱之处，以及自己性格里与母亲千丝万缕的联系。她开始搜寻旧照片、旧故事，因为如果看不清楚母亲，也就无法真正看清楚自己。
母亲去世后，她写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多关心一点那些爱我们的人呢？为什么我们不去问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他们的童年，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梦想呢？如果他们累了不想说，为什么我们不坚持呢？为什么我们不好好保存每一张照片，记笔记呢？为什么我们不问其他的知情人，问那些比我们年纪大的人，比我们知道的更多的人呢？”
这一串串问题让人抬不起头。无法回答，甚至无法面对。
对父亲的态度更是复杂。也许生命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发现、重新认知的过程。父亲从来是纳菲西热爱、同情、敬佩的角色，是他一直忍受妻子的挑剔，维持这个家庭的存在；是他教会女儿阅读与编故事，为女儿开辟了全新的天地；是他以喷薄的才华与深远的见地，成为德黑兰历史上最年轻的市长；也是他为正义和真理最终被捕坐牢，成为一家人最悲苦也最骄傲的经历。
父亲突然入狱的消息，是纳菲西在欧洲读书时在报纸上看到的，而不久前她刚看到父亲与戴高乐将军在巴黎的合影。在欧美媒体的解读中，这是一颗政治新星被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所构陷。这种不明原因、不知所终的牢狱之灾，为入狱者及其亲友带来的折磨，我读来也尤为感同身受。
“我们尽一切努力表现得像往常一样，以至于我们自己都差点信以为真，完全忘记了这个世界一切都不正常了。如果我们表现得更谦逊一点，那我们就是在撒谎，因为我们完全不相信他的罪状。然而，表现得好像这个情况完全没有影响我们一样，也是一个谎言。在公共场合，我们选择第二个谎言；但在私下里，我们两个谎言都试过，只是没有一个成功的。”
有一幕很感人的情节，是我在弗兰克·卡普兰的两部电影里都见到类似桥段并为之落泪的。在《生活多美好》与《浮生若梦》里，好人被法官判处高额罚款，自己无力缴纳，所有邻居、朋友、他帮助过的人、闻讯赶来的记者甚至路人都慷慨解囊，你一元我五角迅速凑齐。本以为这只是银幕世界里的一厢情愿，读此书才知道现实里真有此事发生。
被囚近三年后，纳菲西的父亲终获保释，但法官故意刁难，判处5550万图曼保释金（当时相当于650万美金）。好多人赶去司法部替他交保，这让父亲十分震撼。纳菲西后来看到他写的日记。“我觉得我要哭了。我不知道德黑兰人会这么热心。这个国家非常奇怪，它在暴政面前沉默不语，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却会通过被动的抵制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证明自己的存在。今天来帮我交保的人来自不同的行业，信仰不同的宗教：街上的小摊贩，还有超市的大老板，后者是有数亿资产的犹太人。朋友、同事、亲戚，不论关系远近都来了。中午时分，他们已经筹集了1亿2千万图曼。”
读这本书很容易让人想到以色列作家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同样是从个体切入，在对自己家族命运的娓娓描述中，展现整个民族、国家在历史长程中的变迁与创痛。压制和反抗不再仅止于概括性的描述与道理上的理所当然，更具化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而来的创伤，不仅仅止于对当事者的伤害；无辜入狱、失踪、死亡，也加诸于每一个旁观者、见证者身上——出于各种缘由，他们不得不沉默，但这沉默带来无尽的羞耻和忏悔，仿佛沉默让他们成了帮凶。更怕的是，沉默久了，会让人变得麻木，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不再触动，因为有太多的伤痛，因为无论怎样也无能为力。
缄默，沉默，秘密，这构成了这本书的关键词。作者不止一次说到，“那些我们沉默不语的事，才真正塑造了我们。”本书的书名也来自于此。回到伊朗后，作者曾开玩笑似的在纸上列举在德黑兰不能说的秘密：在德黑兰陷入爱河。在德黑兰聚会。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单子越开越长，甚至包括女性以裸露皮肤感受风的存在。政治全方位给人以禁锢，以迫使人沉默的方式实现。这一点，我们也深有体会。
更震动之处在于，作者描述的场景与心理常与当下惊人相似。人们不满现有政权的贪污、腐败、民主缺失，一次次失望之后决意与旧政权彻底割裂，在这种急切的渴望下，稳健主张改革的政客难以受人青睐，叫得最响、做法最激进的宗教人士被选上台来。仅仅很短的时间内，伊朗曾有的不完善的民主被全部推倒，代之以不区分法律与道德的严苛统治，一夜回到极度保守的几十年前，而曾经所谓的民主成果被抹得一干二净，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
即便经历过美好的时代，历史仍可以在瞬间倒退翻转，无数次，无数地点，它已自证了这一点。只是大部分人不知道，或者知道但在现实中的选择关头不迭去想，又或者念头一闪而过，却以为这次会不同。事实上，这次不会不同。我们不会不同。
《我所缄默的事》读后感(五)：【转载】纳菲西：用阅读抗议禁忌
文 采访/罗四鸰
2001年9月11日，纽约。当飞扬的尘埃在世贸大楼双子塔旁落下，一位不知名的妇女从尘埃中走出来，满身疲倦，向守候在那里的记者问：“为什么？”
2015年的《查理周刊》事件和ISIS国的兴起，让这道难题越发变得沉重。
为什么？十多年来，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到马克·里拉的伊斯兰现代化问题，不少政治学者都尝试对此做出解释，不过，这些论述大多是站在西方文明的角度，用他者的眼光来看穆斯林国家的。虽不乏卓见，却多少留下一些遗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让这些戴着面纱的国家越发显得神秘。作为政治学者，亨廷顿本人其实也不相信当下政治学中，靠数字、模型与枯燥贫瘠的行话搭建起来的“理性选择”，因为文化是感性的，社会是人的。
那么，谁来给我们提供感性的认识呢？谁来回答9·11尘埃中那位妇女的悲伤的问题呢？这或许便是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和《我所缄默的事情》的意义所在。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推翻了延续上千年的君主专制，同时也打断了巴列维王朝“白色革命”所带来的现代化进程。革命之后的伊朗，霍梅尼提出的建立伊斯兰政府的思想——“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成为建国指导思想。
从此，在伊朗全面实行伊斯兰化，从国家政治到私人生活，严格按照伊斯兰的教义生活，并开展了一场文化革命运动。这个时候，伊斯兰妇女被要求必须黑袍加身，掩盖头发，违者处以鞭刑或是拘禁，戴面纱已成为一种政治上的革命行为。1967年巴列维“白色革命”时期的家庭保护法被废除，多妻制重新合法化，女子最低结婚年龄从18岁降至9岁。
正在这个时期，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阿扎尔·纳菲西回到了祖国伊朗，先后在伊朗的三所大学任教，但因戴面纱的问题而最终被迫辞退。因为严苛的政治氛围，“大学再度成为文化纯正主义者攻讦的目标”。即便在被视为伊朗自由色彩最浓重的学院阿拉梅塔巴塔拜大学——作者任教的第三所学校，凡是不合乎伊斯兰标准的课程和活动，都要遭到奚落或是阻扰。在校园门口，有门卫检查女性的服饰和包包，若是发现腮红或是指甲油，轻则遭痛斥，重则进监狱接受刑罚，甚至仅仅因为长得好看或是吃苹果的姿势性感，而被捕遭受牢狱之灾。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大学教授西方文学的阿扎尔·纳菲西，因不堪忍受无所不用其极的骚扰、监视和限制行动，提出了辞职。因为“大学官僚最重视的，不是个人工作品质的优劣，而是此人的唇色是否正确、发丝是否整齐”，“当教职员工全神贯注于如何把海明威小说中的‘葡萄酒’一词尽数删除，当他们认为勃朗特包容奸情而不教她的作品，试问老师如何专心从事自己的工作？”
纳菲西教授辞职了，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热爱的教学工作。她在自己的起居室里开了一个小小的文学课堂，挑选了7位过去的女学生来上西方文学课，秘密地读一些文学作品。这个时候，即便是《一千零一夜》这种经典波斯文学，也已经在伊朗被禁止了，她们想读的西方文学作品更是不太可能在伊朗书店找到。在挑选这七位女生时，纳菲西教授没有在意她们的宗教文化和社会背景，七位女生之间，既有闺蜜知己，也有互相之间水火不容，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点：勇敢而脆弱交融，爱好西方文学作品。
当这七位女生走进课堂，脱去密不透风的黑袍，露出涂着指甲油的手和各自喜欢的衣服，这个秘密课堂便有了纳菲西教授梦想的课堂颜色。在这个课堂上，她们一起读《洛丽塔》，读《了不起的盖茨比》，读詹姆斯，读奥斯汀。此时已经是1995年，离1979年的伊朗革命已经有16年。因此，与纳菲西教授不一样的是，她的这7位学生几乎从未体验到过自由，甚至一位学生曾被关进监狱7年，但这并表示她们不知道自由。
在纳菲西的秘密文学课堂上，她们在那些西方文学人物身上找寻着自由、讨论着自由，谈论“被剥夺的吻、没看过的电影，和肌肤没吹过的风”。也因此，这些西方文学作品便有了一层德黑兰的色彩：纳博科夫的小说《斩首之邀》的死囚犯辛辛那图成为她们的隐喻。小说中，辛辛那图被迫与狱卒转圈共舞，“极权主义者最严重的罪行，莫过于强迫人民，包括他们的受害者，成为其罪行的共犯。与狱卒共舞，参与自己的行刑，无疑是最极端的暴行”。最后，辛辛那图被带往处决台，嘴里不停地念着神奇的咒语：“我独自一人。”正是这种独特的而不是狱卒强迫他使用的语言挽救了辛辛那图。当他捧着自己的头，他周遭虚假的世界，包括行刑台和刽子手，都在他面前崩溃瓦解。
在纳菲西教授看来，她们的处境和辛辛那图并没有多大差异。“他们侵犯我们所有的秘密空间，企图规定每个姿势，逼迫我们成为她们的一分子，这本身就是另一种方式的处决。”“摆脱圆圈、停止与狱卒共舞唯一的方法是，设法保有自我的主体性——那种难以描述但借此与他人区分的特异性。”也正是在这个秘密课堂上，纳菲西教授和她的七个学生，摆脱了与狱卒共舞。在她们穿着各自风格颜色各异衣服，或是化妆或是不化妆，谈论文学与自己的梦想时候，她们的监狱在她们面前瓦解。
与《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不同，《我所缄默的事情》讲述的则是自己家族的故事，因此时间也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延伸到本世纪初，从君主王朝的结束到伊斯兰政府的建立，从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到霍梅尼的伊斯兰，这正是伊朗这个古老国家，在世界洪流中，进入现代化的开始。作者的父母来自同一个家族——纳菲西家族，是伊朗以出学者而闻名的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其父亲是保守家庭中唯一的背叛者、伊朗曾经最有前途的两位年轻政治家之一、德黑兰最年轻的市长，其母亲曾是首相的儿媳，亦曾在国会工作的八位女性之一。他们的女儿阿扎尔，自小听父亲讲古老的民族故事和伊朗历史长大，感受伊斯兰的思想和文化；同时在十三岁的时候便到英国接受教育，此后又到瑞士美国接受教育。因此，伊朗上个世纪动荡的政治环境与变化，给纳菲西家族打上深深的烙印。实际上，在书末，作者很贴心地附上了“20世纪伊朗历史纪年表”，某种程度上，纳菲西家族历史便是伊朗历史的缩影。
在这段家族史中，阿扎尔·纳菲西不仅坦诚地讲述了自己家族的故事与悲剧，而且还将自己最隐秘的事情公布出来，甚至包括小时候遭遇到的性骚扰，和伊朗社会的性压抑问题。没有什么比妇女的变化更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变化了：从阿扎尔·纳菲西神秘自杀的外祖母到一直耿耿于怀未能读书成为医生的缺爱的母亲、从在美国取得文学博士文凭的阿扎尔·纳菲西到她那些躲藏在密不透风的黑袍下的学生和在两伊战争炮火中长大的女儿，开始迈入现代化的古老伊朗的多舛命运，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几乎都凝聚在伊朗女人的那一块黑面纱上——这其实不是一块布的问题，在阿扎尔·纳菲西看来，这便是自由，一种选择的自由：既可以像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祖母那样一生都戴着面纱，也可以不戴面纱在大学课堂上教授西方文学课。与《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相比，这个面纱不仅是政治的，更是文化的，历史的，人性的，也因此变得生动起来，有了一种生命的气息，让人内心柔软。
在这本家族史结尾的部分，阿扎尔·纳菲西告诉母亲，她要写一本书叫《无耻的女人们》献给母亲——大约十九世纪末的时候，一位波斯学者走在路上，沉思，突然被一位骑在马背上的外国人撞到了，外国人很生气学者的心不在焉，抽了他一马鞭。于是引起轩然大波。大家要求外国人向学者道歉。外国人上门道歉。为了接待外国人，这位波斯学者不得不借了几件西式的家具，以免让外国人坐在地毯上。外国人一进门，又破坏了波斯人的一个规矩，那就是没有进门脱鞋，穿着靴子就进门了——这让波斯学者终于确认地球是圆的，而道歉似乎变成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入侵。一连许多天，波斯学者一直在思考他的发现，最后他宣布：“是的，地球是圆的；女人会开始思考，一旦她们开始思考，她们就会变得无耻。”这便是阿扎尔·纳菲西的“无耻”的女人的意思——“受过教育、不害怕沉湎情欲的女人们，这些女人既包括她们生活中的真实女人，也包括小说中的虚构人物”。
这个故事几乎可以看成伊朗现代化的一个寓言，女人开始变得“无耻”有着某种现代化的标识意义。作为一位文学教授，阿扎尔·纳菲西在研究伊朗当代作家时还发现，伊朗的现代化与文学作品的现代化是同时开始的，他们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讲述故事时，因此，文学作品在德黑兰有了一层辛辛那图的色彩。
很显然，阿扎尔·纳菲西实现了对母亲的承诺，只不过她这本献给母亲的书不叫《无耻的女人们》，而是叫《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我所缄默的事情》。在献给母亲的书中，阿扎尔·纳菲西“无耻地”摘下伊朗女人的黑面纱，将曾经缄默那么多年的事情用辛辛那图的语言说了出来，将古老的伊朗在现代化的历程所经历的种种苦难和伤痛用一种感性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或许便是对9·11尘埃中那个悲伤问题的一个回答。
若没有想象的自由，民主就不存在
其实，在抱着一丝希望给她联系的时候，并没有期待能采访到阿扎尔·纳菲西教授，因为看了她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和《我所缄默的事情》之后，总是有种错觉，她可能不太方便在公开场合出入。谁知，第二天便得到回复，采访地点约在华盛顿波多马克河岸的肯尼迪艺术表演中心对面的一家小咖啡厅内，纳菲西教授和她的家人便住在附近，附近便是著名的水门综合大楼，白宫也离这里不远。
穿着一件简单随意的黑灰布长裙的纳菲西教授准时到了小咖啡厅，戴着一对如火的大红耳环，不到一分钟便熟悉了。如她在小说中所说，她的一家都是爱说故事的人，纳菲西确实如此。一个多小时的访谈，她谈了很多，伊朗和她的家，也对中国抱有浓厚的兴趣，以及美国给她带来的安全与自由。当然最多的还是她最爱的文学。在她看来，文学与生命一样重要。为此，她和企鹅出版社一起在线上做了一个小活动，鼓励读者与她一起站出来，捍卫文学在今天社会的重要性。在她看来，用纳博科夫的话说，“读者生而自由，而且应该一直自由。”
问：那你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所说的七位女学生呢？她们知道你写了她们吗？
纳菲西：知道的，我都和她们说了的，她们也知道她们自己是书中的哪一位，只是外人看不出她们是谁。
问：这会给她们带来麻烦吗？
纳菲西：她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就有过麻烦。一般只要她们停止活动或是抗议，就不会再有什么麻烦，如果总是从事什么活动不停下来，那就麻烦了……你懂吗？
其实这些学生并不知道什么是独裁。她们只是觉得不能对人的生活进行限制，无论是生活在伊朗还是其他国家，是不能禁止人们爱生活，禁止人们热爱阅读，享受生命等。所有这些归根到底其实就是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
问：你在《我所缄默的事情》中提到过，你的祖母见证了1905-1911年伊朗宪法革命，你母亲还在国会工作……
纳菲西：伊朗实际上是中东第一个立宪的国家。从我祖母那一代人开始，妇女开始为自由斗争，谈论自由。那一代妇女为更加开放的社会而战斗，从那时起，伊朗妇女开始外出工作，开始开会，开始谈论妇女教育问题。到了我母亲那一代，就更自由了；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一下就回去了。所以我很是为我女儿痛心，她没有见过自由……
问：我在你这本书里，不仅读了当代伊朗百年史，更是一部伊朗妇女史、文化史。
纳菲西：我努力想做到的就是将个人史融进文化史中，告诉读者伊朗的生活是怎样的。
问：你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第一章叙述了纳博科夫《斩首之邀》，尤其是最后，辛辛那图在行刑台上念着神奇的咒语，对抗外面的世界。这是一个比喻吧？
纳菲西：是的，这个我是从纳博科夫那里感受到的。他的祖国，苏联，是没有个人主义的和个人自主性的。所以，纳博科夫非常明白谈论具体个人的意义，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谈论个人平等和个人独立。我喜欢他，把他用在我的书里，是因为艺术和文学作品可以让你成为一个个人，因为它们是在用你独有的语言和你交谈，这是极权社会所害怕的。民主的意思就是允许你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极权政权只想要一种声音，一种方式，声音越多，极权就越弱。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会可能出现改变。
问：在《我所缄默的事情》最后一章中，你抄录了自己1997年7月23日那天写在笔记本上的一段话：“我反复幻想着《权利法案》中多加一条：想象的自由。我逐渐相信，若缺乏想象的自由或不受限制使用想象作品的权利，真正的民主就不存在。一个人若要拥有完整的生命，必须能够公开塑造和表达内心的世界、梦想、思想与欲望，并时常能在公众与私人领域之间进行对话。不然我们怎知自己存在过，有感觉，有欲望，会怨恨，也会恐惧？”什么是想象的自由？
纳菲西：我总是认为想象和兴趣联系紧密的。因为你要想象，就首先会有好奇，有行动，去寻找人们谈论的东西是什么。想象就会让你和你从未见过的地方联系起来，当你在阅读美国或是阅读这些伟大的作品时，这个美国就不是政府所说的那个美国，而是一个人自己理解的美国。这时，真相是你自己找到的，而不是什么人告诉你的。因此，想象往往就是兴趣。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美国不希望奴隶学会阅读，如果奴隶私自阅读，是会受到惩罚的。以前也有很多国家，妇女也是不允许接受教育的。因为一旦你学会阅读，一旦你学会想象，你就想要更多，你就懂得政府学，你会从别人那里学到很多，这就很危险。
问：你在书中告诉过你母亲一个伊朗故事，妇女学会思考了就会变得“无耻”起来。
纳菲西：是的，思考对人们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只要妇女一旦开始思考，就会想为什么男人会比自己更重要？他们和我有什么不同？我也可以挣钱，我也可以出门，我也很聪明……这样，妇女就会变得很危险，她们就会要求有自己的地位。这不是什么政治体制，很多人也是很独裁的。许多家庭就是男人对女人进行独裁，如父亲对女儿的独裁。
问：难怪你爱问你的女学生：你是自由恋爱自己选择丈夫……
纳菲西：哈哈哈哈，在伊朗我认识很多女孩，她们非常可爱也非常聪明，她们不允许和同龄男人出去，她们结婚不是因为爱而是不得不选择。在一些书中我谈论了这个问题，比如奥斯汀的小说。奥斯汀生活在18世纪的英国，她的小说非常具有革命性，她笔下的女主人公没有因为钱而结婚，而是与自己挑选的男人结婚。18世纪的英国是非常革命的，我想强调的是，我所说的革命性是个人的，我不是说整个世界，而是一个人。
问：难怪你们要读奥斯汀。那你为什么给你的学生选择盖茨比和詹姆斯呢？
纳菲西：你知道美国有很多自由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盖茨比这部小说讲金钱如何使人腐化，让人自私贪婪，眼里根本没有其他人。詹姆斯的两部小说《黛西·米勒》和《华盛顿广场》，说的都是一个女人说不。
问：那么洛丽塔呢？
纳菲西：我在书中提到，亨伯特其实并没有看见洛丽塔。如果你看见我，我看见你，我们会互相尊重对方，不会想着改变对方，或是把你变成另一个你。但是亨伯特，他始终不能忘记的是他以前死去的情人，于是就把洛丽塔变成他以前的情人。这是犯罪。在极权社会，你就不是你，你成为他们想要的你，这就像是一种死亡。因此，我在谈论洛丽塔的时候，我就说这是极端卑劣的。亨伯特剥夺了她的童年、剥夺了她的未来。
问：《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四部分有着内在逻辑？
纳菲西：是的，每一部分是谈论自由的一个方面，在你的国家如何找到自由，不仅是政治上的自由权力，还包括个人自由和文化自由。我不太相信，如果我们不自我批评我们就可以获得自由。我们必须批判世界，同时反省自己改变自己。只要每一个人变化了，社会才会变化。
问：你还有一本书《共和国想象》马上也有中文版了，你能介绍下这本书吗？
纳菲西：很多美国人读了我的书，总是问我一个问题，在一个不平等的国家，也许你们需要文学。在一个民主的国家，还需要文学吗？我想告诉这些人，一个民主国家，若是没有对共和国的想象、民主的想象，也是无法存活的。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在美国，个人主义不是意味着挣钱，而是意味着个人独立。
原载于《经济观察报》2015年8月30日
《我所缄默的事》读后感(六)：叛逆 黑暗时代里的自我保护
▪“她从来没有忘记第一支舞，就像她从未忘记塞非”
塞非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却深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深处。母亲从未忘记那个内心深处的假想的恋人。他真是一个完美的恋人，温柔，体贴，富有魅力，身世高贵。母亲的执着以至于折磨了我和父亲一辈子。那大概就是母亲理想的生活吧，或许这也是整个伊朗女人所渴望的生活，安定，自由，拥有爱与关怀。生活的动荡，处处不如人意的生活脱离了母亲内心渴望的剧本，将母亲逼得偏激，逼得她只能将怒火撒在自己爱的人的身上，在愤怒与自负中寻找平衡。而她不知道的是，其他人也有伤悲，也有痛苦，也有对生活无奈的妥协苟且偷生。这大概就是我与母亲冲突的来源吧。
▪“卖火柴的小女孩的魂还活着，因为我无法相信她在经受那么多痛苦之后，上天只是以死亡作为她的回报。”
死亡从不是生活中最让人难以承受的事情，活着却迷茫如行尸走肉，灵魂犹在身体却被束缚的无法喘息才让人更加压抑。大概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吧，革命分起，权利的争夺战曲折而漫漫无期，而我心的斗争不也是如此么？因不满而叛逆，又在母亲没有节制的抱怨中，在无穷无尽的斗争中磨平了棱角，同情着父亲却对他的选择感到困惑。我的叛逆代表着伊朗弱小群众的叛逆，伊朗人民在革命的间隙里艰难喘息，一点一滴的反抗着不公平，为自己护卫这一丝一毫的权利。伊朗的文化历史在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后，相信神也并不是只给它一个湮灭作为回报。
▪“他就像一条小溪，预示着更加宽广的河流就在前方。”
伊朗不会永远在动乱之中，所有曾经缄默过的事也终归有勇气说出。
《我所缄默的事》读后感(七)：短评栏写不下的短评
30/07/2017 Azar·Nafisi的《我所缄默的事》篇幅不算长，为了不再习惯性阅读中断，爆肝读完。作者的族裔性别使我先入为主判断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的书，虽然我此前从未听说过纳菲西的名字，也不知道她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曾常驻nyt的畅销书榜。 书本类似于家族传记，作者作为伊朗官员子女记录了父辈那一代一生的起起落落。全书娓娓道来，大家族、小家庭、动荡的社会使我心里发紧，有人说女性作家的文笔总是细腻，但我想这是因为女性天生困惑于类似的东西，关于自我实现关于爱关于生活平衡的艺术，困惑她所经历我亦深陷泥沼。文笔细腻的男性作者难以另我得有此感。 我曾认为1979R使伊朗一夜巨变，但阅读作者的痛苦与欢乐，这种改变似乎早就逐渐渗透着她的生活，而这种影响实在比不上作者的母亲娜扎特来得直接，历史总会于这种沉默先拐过几个角，然后突然豁然或是撞上Dead End。还好，作者沉迷阅读和想象。 最后给娜扎特和帕森博士留一声叹息。 同题材玛珍沙碧塔的漫画改编的《Perspolis》也能帮助了解那段历史。
《我所缄默的事》读后感(八)：卡罗德钢琴 评论我所缄默的事
卡罗德钢琴 评论我所缄默的事：
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伊朗作家阿扎尔·纳菲西讲述了一个秘密阅读的故事；在本书中，她讲述一个动荡时代的伊朗家庭的秘密故事，从祖母到女儿。尽管出身显赫，但纳菲西无意于记录往来名人，或者评论政治生活，综述各个历史时刻，而希望描述那些脆弱的历史的十字路口——在那里，人们的生活和个性反映出了一个更大更广阔的故事，并与之产生共鸣。
卡罗德钢琴 评论我所缄默的事：
如同一幅素描，本书将一个女人、一个家庭和一片受难国土刻画得令人难以忘怀。那些成长中的人与事，照片、文字、故事、事实交织而成的人生，以及诸种生命片段之间的空白，正是纳菲西所要探寻并希望讲述的——那些缄默的事。对她而言，这种叙述最终带来的并非终结，而是理解、守护，以及自由。
卡罗德钢琴 评论我所缄默的事：
缄默有许多不同的形式：独裁政府强制民众保持缄默，偷走他们的记忆，重写他们的历史，将国家认同的身份强加给他们；见证者的缄默是选择忽视或者不说出真相；而受害者的缄默则使他们变成发生在自己身上罪行的共犯。此外，还有我们对自己的沉默，对个人神话的缄默，对加诸现实生活之上的故事的缄默，我们放纵自己沉湎其中。——阿扎尔•纳菲西
《我所缄默的事》读后感(九)：叛逆是自我觉醒的开端
叛逆也许是人生的必经阶段，有时甚至是可贵的品质——尤其是在那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它代表着不愿屈从于现实的反抗，指明着变化的可能。阿扎尔•纳菲西，这个“叛逆女儿”，在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时用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书名来陈述：说起来是“我所缄默的事”，但她毕竟并没有像自己的父母那样把这缄默保持到底。
就像中国在民国时期曾经历过的那样，她在少女时代所经历的伊朗也正处于“既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作为中东地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伊朗社会当时正经受着现代化的洗礼，这个文明古国第一次真正向外界开放；与此同时，各种传统秩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崩塌，又使各类社会群体感到有几分无所适从，而国王又试图不加区别地压服所有这些人，以至于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了这些原本互不相同的群体的共同敌人。那本质上是一个脆弱而矛盾的年代，所有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一样。
就像所有这样处于过渡期的年代一样，新与旧常常令人窒息地紧邻在一起。作为上流社会的一员，少女时代的纳菲西在享受着比一般人家的女孩子更多自由的同时，敏感地意识到父母身上潜藏的那种不诚实：他们屈服于传统社会规范的约束，不敢真正做他们自己。她的父亲是1960年代的德黑兰市长，温文有礼，受到几乎所有人的爱戴，但他内心太多顾忌到别人的感受，总担心自己为家人所做的还不够，虽然事实上他已远远超出了自己所承诺的；她的母亲，身为伊朗最早的六位女议员之一，出身于前朝国王后裔家庭，明明很有跳舞的潜质，但她不愿意跳，因为她是那么“骄傲于自己对快乐和其他类似放纵的克制能力”。人们似乎拒绝放弃已经推翻的过去，直到那个过去终于卷土重来。
在此之前，伊朗女性已被授权可以不戴面纱，并禁止男性穿传统服饰，但很多抱有传统观念的女性还是拒绝出门。然而在纳菲西成长的时期，上学、开派对、看电影对她而言都已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这样急骤的社会变迁下，代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而要让年轻一代保持沉默和不叛逆，则近乎不可能的任务。对他们来说，沉默更难成为自愿之举，而不听话则能带来美妙的感觉。
虽然母亲为她不是当家庭主妇的料而骄傲（她对女婿宣称“我的女儿，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养大的，而不是苦工”），但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望仍然是传统的。在对往事的记忆中，她不断提起母亲的闺蜜米娜阿姨所说的一番话：“又一个了不起的女性被浪费了。”她长大后才逐渐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在那个年代，只有嫁不出去的女人才继续学业，而受教育的女人则被讥讽为很丑或很挑剔，不会成为好妻子。有才华的女性最后往往也只能屈从于这样的现实，任凭自己的能力和愿望受到抑制；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最终却退回去自愿选择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那是“醒来后却发现无路可走”的一代人。事实上，这也是民国初期中国第一代独立女性所曾有过的遭遇：她们在受到良好教育之后，却发现在社会上很难立足，没有什么适合她们的工作机会，难以找到合适的婚配对象，甚至受到讥讽而被敬而远之。
虽然书中有几分悲观的意味，但公平地说，在中东地区，伊朗的女性地位和权益不能算是差的。随着女性识字率的提高，包办婚姻的比例逐渐下降；固然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是13岁，但实际全国平均的女性初婚年龄却是23岁（2004年数据）。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更多女性接受教育，她们生育孩子的数目也在下降：15岁以上受过教育的母亲平均每人有2.5个孩子，文盲母亲则平均生6.4个；而在1979年革命之前，每个伊朗母亲平均要生育7.2个孩子。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又推动伊朗家庭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削弱了原有的以男性权威为主的父权秩序。如果说在当年，女性获得的文凭仅仅是婚姻市场上的文化资本，那么如今，正有越来越多新一代的伊朗女性在毕业后选择出去工作。——这些变化，想必中国人也不会陌生，因为几乎每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多多少少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作为期间最早觉醒的女性之一，纳菲西自己特殊的身份也赋予了她更多的敏感和叛逆的理由——在伊朗社会，她是女性、异端、家族属于非主流的谢赫派、丈夫则属巴哈伊教，在多重身份上都是处在边缘。立足于边缘本身就是一种对主流的批评姿态。这使她能看清某些别人所不曾注意到的事实，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性质，常常都取决于它们对边缘文化和边缘群体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她内心深处是无家可归的，因而文学和艺术就被创造出来成为她自己的避难所，从中获得抵抗的勇气和生活的力量，要不是这样，她的日子不知会艰难多少。但就像她所说的，祖辈那个那个特殊的非主流教派气氛下，“这也给他们造成了一种错觉，好像他们因此可以远离外界社会的堕落和谎言”，那恐怕也是她自己的写照。
这样，叛逆逐渐成为个人觉醒的开端。虽然在成长中，她和母亲部分和解（那或许也是因为她终于渐渐觉察到，自己虽然一直反抗母亲，但其实在性格上更像她），也得到了很多关怀（“她把自己未得到的关心都给了我”），但她也意识到，“如果我要变成她想要我成为的人，我就必须对她保持距离”。在英国留学期间，她终于得以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在那里，没有人非得关心你，每个人都得独自处理自己的事。这有助于她在自己构筑起来的世界里寻获平静的安慰，而那个世界“没有人能夺走”。这或许就像戴锦华先生曾说过的，“一个有思想的女性无比强大”。
最终，她大概也意识到了，正是这反抗和叛逆造就了她。外在的压力、公共活动的限制，到头来促使她更清晰地明白了自己的存在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做自己。大概这就是为什么她每每总要向人询问那样冒犯人的问题：“你的婚姻中有爱吗？为什么你认为无爱的婚姻是一种通奸行为呢？”对于一个力图从外在束缚中挣脱出来的个人而言，惟有自己才是真实的存在，而一个对自己不诚实的人，即便不是完全不值得信任，至少过的也是一种悲剧性的生活。父亲后来告诉她，“你不应该只顽固地反对什么东西，你也应该顽固地坚持一些东西”。这话不无道理，然而在那样的环境下生活，也许为了坚持一些东西，就不得不同时顽固地反对另一些东西吧。
勘误：
p.19：他的史诗从世界起源一直讲述到17世纪的阿拉伯战争：应为7世纪，同页下文谈到651年波斯末代萨珊国王被杀
p.215：沙王作为代表，向伟大的阿契美尼德国王塞鲁士大帝致敬：“塞鲁士大帝，您可以安息了！”：Cyrus通常译为“居鲁士”
p.222：在我们去省政府登记结婚：当时是在华盛顿，应是州政府
p.275：会在阿尔塔米拉山洞画下水牛：应是野牛
p.290：你还管自己叫穆斯林，你就这么对待上帝的子民：鉴于是伊朗社会的语境，God应译为“安拉”
原文刊载于财新网 2015年9月21日
原文链接：http://culture.caixin.com/2015-09-21/100853841.html
《我所缄默的事》读后感(十)：具有理想的女人—阿扎尔•纳菲西
她是一位伊朗女作家，用她家族的变化展示着伊朗政权的转变。本书不仅讲述了伊朗近代的历史，还描写了阿扎尔的成长，和母亲、父亲以及朋友的关系。这也是一本阿扎尔的回忆录。
《我所缄默的事》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一是阿扎尔谈及祖母，父亲的家族；二是阿扎尔小时候的创伤，她父母都无法知道；三是伊朗的政权变化；四是父亲入狱以及出狱后生活的转变。
书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位具有理想的女人—阿扎尔。她和母亲的关系一直贯穿在书中，可能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有多爱她的母亲。尽管在大量的篇幅中埋怨、痛恨母亲，嫌弃她的控制欲，甚至造成她第一次婚姻的不幸，可是阿扎尔非常爱她，在离开的时候，她会想念她，她也承认是母亲的各种坚持，把她变成了幸福完美的女人。
另外，阿扎尔为父亲的教育影响比较大。她可以出国留学也是父亲的支持，即使父亲被迫入狱，也没有断送她的学习。她具有主见，具有理想，在伊朗三次内战中，她也付出自己的行动，为妇女权利战争。她自己选择了自己爱的人，组成了第二次完美婚姻。她的人生无论在事业还是生活都是完美的，她的女儿也完成了阿扎尔母亲的理想成为医生。
《我所缄默的事》其实正是阿扎尔给自己的书，同时也是给我们的书，她表达了爱，展示着伊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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