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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查查通作文网为大家整理的相关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思考，供大家参考选择。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文化旅游资源，它是前锋无形的文化遗产，是前锋大地上世代相传的历史文化传统，代表前锋的文化文明，是前锋人民共同守护的精神家园。
一、非遗基本情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群众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形式和文化空间。前锋区位于渠江东岸，华蓥山脉中段西麓，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类较多，异彩纷呈。民间文学方面主要有歌谣、童谣等;传统技艺方面主要有小井制陶技艺、賨城装裱、桂兴羊肉制作工艺、传统篆刻艺术、长五川工木雕等;传统音乐及戏曲方面主要有桂兴山歌、桂兴唢呐艺术、道乐、打玩友等;民俗方面主要有代市花轿迎亲、代市舞龙、袍哥茶阵、桂兴石匠开山号子等。截至目前，前锋区共有非遗项目36个，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 、传统舞蹈 、传统戏剧、传统美术、曲艺、传统体育游艺及杂技、传统医药、民俗，其中省级非遗项目1个、市级非遗项目4个、区级非遗项目31个，传习所3个。
二、传承保护工作成效
近几年来，我区大力开展非遗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大力实施非遗传承人申报、项目审批、保护、抢救、人才培训等工作，不断探索实现我区非遗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一)以非遗挖掘为抓手，强化非遗项目申报。一是全面普查。深入农村、深入田间、深入一线走访调查，做到“不漏村镇、不漏线索、不漏种类、不漏艺人”。截至目前，累计走访11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1100余人次，搜集非遗线索42条、普查资源36项，拍摄图片500余幅。二是积极申报。坚持以特色促申报，以申报促保护，加大项目传承保护。截至目前，全区共拥有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6个，其中2015年“宕渠双竹连响舞”“长五川工木雕”成功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8年“桂兴唢呐艺术”成功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打破了前锋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零”的局面。2014年创建前锋区为四川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连响之乡”，前锋区桂兴镇为四川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唢呐之乡”。
(二)以活动演展为载体，营造非遗文化氛围。一是广泛开展非遗文艺巡演。通过乡镇文艺调研、群众广场舞大赛、“音舞剧”双年会、送文化下乡、戏曲进乡村、戏曲进校园、“欢乐农家大赛”“欢乐市民大赛”等文艺演出，穿插非遗类文艺节目，如桂兴唢呐、宕渠双竹连响、川剧变脸等。二是广泛开展非遗法律法规宣传。充分利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传统节日、重大节庆等，大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共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宣传明白纸2000余份、《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宣传明白纸3000余份。三是广泛开展非遗巡展活动。在北城中央大街办公楼、龙塘街道先锋广场、前锋中学、乡村等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巡展50余场次。
(三)以非遗项目为依托，打造非遗文艺精品。为全面提高前锋非遗艺术观赏性，推动非遗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前锋区逐步探索非遗文化的品牌打造。一是目前已出台了《广安市前锋区“宕渠双竹连响”本地化品牌化工作方案》，成立了“宕渠双竹连响”本地化利用和品牌化创响工作领导小组，积极开展本地化利用和品牌化创响基础工作。二是以市级非遗项目“宕渠双竹连响舞”为题材创编的文艺节目多次在省市比赛中夺得大奖。舞蹈《宕渠双竹连响》于2014年代表广安参加中法建交50周年文化交流文艺演出活动;曲艺类连响节目《山水青清》在2018年广安市群众广场舞文艺展演和四川省群众广场舞文艺展演中获得第一名，同时代表四川省参加全国广场舞大赛北京集中展演，并登上2019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舞台。三是邀请著名编导何川打造了以市级非遗项目“长五川工木雕”为素材的舞蹈《刻·春秋》。2018年舞蹈《刻·春秋》受邀到巴中市参加“巴人文化艺术节”，同年在广安市第二届“音舞剧”双年会中喜获金奖。
三、存在的问题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我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但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问题。
(一)非遗保护队伍素质亟待提高。区非遗中心在区文化馆只加挂了牌子，没有增加编制，无专业技术人员和非遗保护工作队伍。非遗保护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其工作内容涉及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多学科。非遗普查的主体是普查者，其素质直接影响到非遗普查的效果和质量。我区目前专业普查人员少，大多数身兼数职，提高自己业务知识的时间和精力不够。
(二)非遗传承受到严峻考验。我区非遗资源大多分散存留或流传于民间，由于岁月的流逝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经常性、长期性的展示平台，使其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传统民间文化项目参与人员也越来越少，传承者和受众群体明显减少，许多民间艺术属独门绝技，口传心授，传统文化在老年人中还有一定影响，年轻人大多数对其不了解、不热爱、不熟悉，民间文化的继承后继乏人，往往因人而存，人绝艺亡。
(三)非遗保护意识有待加强。非遗项目来自最基层，存在于人民大众之中，但相当一部分人非遗保护意识淡漠，没有认识到非遗在当前条件下加速消亡的现实，没有意识到消失和正在消失的非遗是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和人类文化的历史记忆，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有些人甚至认为非遗保护是文化部门和专家学者的事，与自己无关，非遗保护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不足。
(四)非遗工作专项经费匮乏。开展普查、保护、开发利用和传承工作无上级专项经费。非遗区级展示中心因依托区级文图服务中心资金差口2700万，目前尚未建成。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
(一)加强挖掘整理，夯实非遗保护基础。一是完善非遗资料。要根据我区非物质文化资源现状的价值和特色，确定重点项目，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普查，力争每年抓好几个重点项目，充实各级保护项目，继续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汇编。二是建立非遗传习基地。建立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在内的非遗传承、保护基地并完善后续管理，从根本上调动传承人的工作积极性，激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二)加强宣传展示，提升非遗保护意识。按照区县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求，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强化推进区级非遗展示中心等四馆(中心)基础设施建设，为非遗常态化展示提供良好平台。充分利用传统节日，大力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展览、演出等宣传展示活动。依靠舆论引导，依靠有效的宣传与教育，使非遗保护不断深入人心，营造全民参与非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提高全社会保护意识。
(三)加强项目建设，打造非遗文化品牌。以传承人保护为中心，打造一批重点非遗项目。积极组织我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参加市内外大型的节日庆典和交流调演活动。逐步推进“宕渠双竹连响舞”本地化利用和品牌化创响工作。通过组建连响队伍，开展连响培训，建立传习基地，打造精品节目，对外交流展示等方式，不断提升“宕渠双竹连响舞”的群众普及率和品牌影响力。逐步在各乡镇、行业系统组建连响队伍，全面开展连响文化辅导，在全区开展连响集中展示活动。
(四)理顺工作机制，形成非遗保护传承合力。一是坚持全员参与。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各项任务落实到机关、学校、企业、村(社区)等城乡基层，各类文化单位机构、各级文化阵地平台，都要担负起守护、传播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职责。二是加强人才保障。积极争取协调，引进专业人才，提高队伍业务能力和水平;建议设立非遗保护专职队伍。三是加大经费投入。由区财政局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纳入区级财政预算。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编报非遗文化产业项目、非遗保护项目等，积极向上争取资金。
(五)加强合理利用，推动非遗+模式深度开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和转化利用中，坚持以开展促保护的工作思路，创新保护工作思路，充分利用不同舞台展示、项目宣传、非遗产品开发等不同的创意形式进行深度开发。积极探索、寻找非遗+“文化、旅游、扶贫、互联网、科技数字”模式，促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开发非遗手工艺品、非遗文创产品、非遗表演、非遗服饰、非遗医药、非遗景观、非遗餐饮、数字化非遗，打造非遗文化品牌。重点加强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在旅游区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从而达到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良好效果。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思考
摘 要：古往今来，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的都是口传心授的传播方式，其间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逐渐失传，而全媒体时代的到来，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保护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全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进而提出了全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策略，以期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全媒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策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动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智慧，是民族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在全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利用全媒体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播与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人类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经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至今，在某种程度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我们展示了历史真实的一面，并且记录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化过程。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元性的重要体现，如我国的昆曲、京剧、书法、剪纸等非遗文化均向世界展现了大国文化的风采，不但增强了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而且也有助于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2 全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
2.1 扩大非遗传播影响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元素的集合体，具有重要的文化教育价值，但如果这种文化资源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那么它就仅仅只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不能发挥应有的教育价值。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人类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非遗文化的历史脉络，有效拓宽了非遗教育的范围，增强了其内容说服力，进而营造一种全民自觉关注、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的良好环境氛围，达到润物无声的文化渗透效果，这不仅对个体塑造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也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2.2 再造非遗文化经典
虽然非遗文化大多产生于原始的农耕社会，其中包含的许多文化内容已不再契合当前的社会语境，但通过对原始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再造非遗文化经典也并非全无可能。例如，由著名的民族舞蹈艺术家杨丽萍领衔创作的《云南映象》将原生态歌舞以现代人更加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大大地提升了原生态歌舞的艺术魅力，并且衍生出了彩云之巅这一云南省的专属文化名片。在以往，受制于信息传播的闭塞性，再好的文化经典也只能达到有限的影响力，而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为非遗文化经典的再现提供了多样化的展示舞台，特别是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今天，碎片化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特征，几乎所有人都在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阅读、学习等活动，这也为人们欣赏和了解非遗文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例如，人们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介欣赏这些非遗文化经典，使它们不再是超凡脱俗的上层文化，而是更契合大众审美的都市文化。
2.3 创新非遗传播载体
全媒体时代为非遗文化传播提供了丰富的渠道和载体，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利用手机、ipad等终端工具进行非遗文化的接收、欣赏和学习。同时，还可以借助新媒体立体化、多渠道的技术传播特点，对非遗文化进行多媒体数字化转变，从而更方便地进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文化信息能够以更加廉价、有效的方式对外传播，极大地扩展了可供利用的内容与渠道，促使非遗文化在时代的传承中展现出了巨大的生机与活力。
3 全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策略
3.1 立足非遗文化创造文化产品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着独特的生态意识、孝亲伦理、人文情怀等，这些都是非遗文化的精神核心所在，我们应当立足于此，进一步创作出更多的文化创意产品，并利用全媒体将其打造成兼具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品牌，实现非遗文化在全社会的广泛传播。例如，上海世博会上曾经展示过一幅动画版的《清明上河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它是国内将多媒体动画技术和传统文化精品融合在一起的典范，其生动地展现了北宋时期的市井生活和民俗风情，传递出了浓厚的民俗生活意味，为全媒体时代的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思路。
3.2 借助全媒体打造非遗文化品牌
根据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首次突破8亿大关，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57.7%，其中，手机网民达到7.88亿人，这为非遗文化品牌的网络化传播提供了庞大的网民基础。可想而知，如果将非遗文化与现代媒体融合，借助全媒体打造非遗文化品牌，深入挖掘非遗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因子，必将为非遗文化的传承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例如，“故宫淘宝”以故宫相关的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基础，创作了《紫禁城祥瑞》、《皇帝的一天》等题材各异的官方APP，还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了《雍正：感觉自己萌萌哒》等微信小文，利用了萌版皇帝形象和萌萌的文字描述吸引了大量网友的关注，点击量高达百万，成功地打造了“故宫萌萌哒”这一文化品牌，不仅弘扬了传统非遗文化，而且满足了公众窥探宫廷文化的兴趣。此外，故宫淘宝还推出了故宫特色贴纸、微缩家具、玩偶、手机壳等实物产品，并通过电商渠道进行运营，不仅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为故宫传统文化开辟了新的传播空间。
3.3 以全媒体推广非遗文化资源
利用全媒体搭建立体化视觉传播平台，能够推动非遗文化资源在网络环境中的快速传播。全媒体推广平台的建设应当紧紧围绕非遗文化的核心内涵，采用视频、音频、图文等多元视听传播途径，借助多种渠道塑造文化效应，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非遗文化平台，将非遗文化系统、全面地展现在公众面前。一方面，非遗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更新平台上的内容，及时公布非遗文化研究的最新进展，另一方面，广大公众也可以主动去平台上查阅非遗文化的相关信息，达到非遗文化传承、共享等目的。
3.4 以信息化技术推动非遗数字化转型
全媒体时代，数字传媒技术也得到了飞快的发展，具体涉及数字信息的采集、加工、传输、储存、智能处理等多个方面。在非遗文化传播过程中，可以借助先进的数字传媒技术对非遗文化资源进行适度的开发和利用，这样一方面能让非遗文化以数字化形式永久地保存下来，另一方面也能够扩大非遗文化的影响力，并获得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例如，通过AR技术进行非遗文化的产业化开发，让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非遗文化以可触、可视、可感的方式重现人间，能够促进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为切入点，分析了全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并从创造非遗文化产品、打造非遗文化品牌、推广非遗文化资源、推动非遗数字化转型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全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策略，多角度入手，旨在促进我国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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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思考
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在与主流文化的交流中，始终都处于劣势的地位，其生存的基础和空间被不断地“抽空”或“挤压”，其生存条件越来越艰难，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主流文化占领了大部分的传播媒介、传播渠道、媒体受众。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使其价值得以体现，必须从传播人手，提高传播的力度和效果，才能在与主流文化的交流中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文化传播的最大作用是：通过对某种文化的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促成记忆痕的产生与恢复，使得所传播的文化能产生长期的、有效的影响”。
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达到应有的效果，我们用拉斯韦尔文化传播“5W"模型来作为工具。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提出了人类的传播活动是由：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产生什么效果?五要素组成。这即是著名的“拉斯韦尔5W模型”，见图1。
下面，是我们根据“五w模型”，从控制、内容、媒体、对象、效果五个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作具体分析。
通过控制分析，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由谁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从这个定义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文化自主的角度来说，一定文化圈内居民愿不愿意传承自己的文化，愿不愿意坚持原有的生活方式，都是他们自主决定的事情，文化圈外的人没有权力要求他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事情好像在这里已经很明了，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组织者。但是，没有这么简单。问题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原文化圈内的人还有保护自己的文化的能力吗?还有保护自己原有文化的自觉性吗?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自我传承的原动力消失，都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带来了危机。这种危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外来力量保护的事实基础”。这个“外来力量”，在现行民族国家前提下，只能是各国政府。这是因为：
政府有责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行使职能。从资源角度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总遗产的一部分，是全人类的共同资源。在现行民族国家前提下，它应是一个国家内的社会公共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国家、民族或者人群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淀而成，反映了特定国家、民族或者人群的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状况，是特定国家、民族或者人群的特性的文化表现”。政府的职能是什么?就是保护公共资源不受损失，保护全体民众的共同利益不受损失。因此，政府就应该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纳入国家整体发展的视野，使传统文化走出边缘化的弱势处境。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政府有能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进行组织。在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过程中，政府可以利用政府的职能和权力对传播的规划、政策、法律、资源等方面给予具体的安排和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没有政府力量的参与，任何保护、传承、利用都是一句空话。应该说，这几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的兴起，出现这么好的效果，没有政府的积极组织和倡导，是不可能出现的。
政府有能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进行协调。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的产生和使用的具体过程来看，是有其区域性、个体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过程中，各利益主体是不一样的。政府在这种利益冲突中，应该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在传播中要了解各方面的诉求，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整合各方面的力量，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政府应该也可以起到主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当然，政府的主导组织作用更应该体现在宏观层面。不是包办一切、指挥一切，“应当以尊重一定文化圈内的民众的选择权为前提”。
通过内容分析，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什么内容
要注意内容选择的真实性。内容的真实性是传播学的最基本原则。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当今的人来说，确实具有“新”、“奇”、“怪”等特点，这也是传播媒介的重要卖点。但是，在传播过程中，不能因为为了迎合受众的口味或市场的需要而不顾历史本来的真实性，不惜扭曲和改变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而把事情推向极端。不能为迎合受众的需要，歪曲或虚构历史，大量制造“文化赝品”。
要注意内容选择的文化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不能仅仅停留在“新”、“奇”、“怪”等表面层次，必须要注意深层次的文化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是非常深厚的，每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样式后面，都深藏着这个民族或地方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例如，对摩梭族的“走婚”制度，着力点应是对其亲属制度和婚姻制度的文化内涵进行研究和传播，“无可置疑。摩梭的社会实践是中华民族的一项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人类已制度化的生活方式层面观之，她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而不能把它的“走婚”与现代的“性自由”相提并论，着力传播其“性自由”。
要注意内容选择的针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其接受面往往会受到区域文化、民族传统的限制。“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就是对民俗的区域特点的生动概括”。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性，可能造成传播过程中的两种倾向：一方面可能因为差异性对受众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差异性使受众在感知和经历这种差异时感到无所适从，难以接受。因此，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播时要具有针对性。
通过媒介分析，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媒介形式
要根据不同的受众选择媒介。受众作为受信者，是为了达到某种满足和需求而使用媒介的。一方面，受信者受其民族习惯、文化水平、职业、经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使他们对不同媒介的形式喜爱程度不同;另一方面，不同媒介在进行文化传播中其内容所能送达的顾客类型必然是不同的。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要针对不同需求和兴趣的受众以及有可能选择的媒介，有针对性地选择媒介。例如，对农村受众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用电视可能最好。因为，在中国广大农村，电视已成为最广泛的媒介，同时，也是中国农村最喜欢的媒介。
要根据不同的样式选择媒介。中国政府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六个方面：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在这些方面下面还有更多的具体样式。所以，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时，要充分考虑其样式的形态和内容有针对性地选择媒介。如需要展示其文化样式的形状、色彩或动态的，就尽量不采用普通黑白报纸和广播来作为传播媒介。
要根据技术的发展选择媒介。互联网的兴起，使传播媒介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互联网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播大众传播媒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从媒体形式而言，从单媒体走向多媒体;就传播性质而言，从单向传播走向交互传播。比较而言，报刊、广播、电视之间的区别在于单向传播文本、声音还有图像，而互联网则兼容传统媒介的优势于一身，并且还带来了信息多元化的选择，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的单一方法”。互联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播同样具有巨大的作用。一方一面，互联网的超大容量，拓宽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空间和渠道;另一方面，互联网在传播过程中构建起的立体的互动性强的感知环境，营造出的融合性强的文化氛围，可以增强受众接受的效果。
通过对象分析，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受众群体
以提高全民素质为目标确定对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基本的认别标志和元素，是维持民族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原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曾指出：“民族民间文化是我们的根，是文化发展的源泉。越是在社会发展快的时期，人们越不应该失去记忆，更不应该忘记回家的路。只有清晰地知道我们从何处来，才能以更坚实的步伐和自信走向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全国各民族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对象。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以提高人们的民族文化自觉和民族文化自信。
以保护文化生态为目标确定对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传承是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文化背景、宗教信仰、道德观念等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并不是要全体民众都去重过原有的生产方法或生活方式。“至于普及，当然是最理想的，可惜完全不可能。一种文化之所以成了遗产，必须人为加以保护，就是因为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和精神基础，或者失去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要把一定文化圈内的民众作为重要的对象，他们才是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保护者、传播者、创新者。
以发展旅游为目标确定对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当下的旅游业，随着人们需求的变化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其文化旅游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旅游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旅游业的成功取决于不同文化与社会区域中的差异认识和促进。”因此，旅游者应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重要传播对象。把旅游者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对象，对于其传播有两个好处：一是部分旅游者最终可能成为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接受者，甚至有些人可能最后超过了当地文化圈内人对本族群文化的信仰。二是所有的旅游者都会成为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者。
通过效果分析，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实际效果
拉斯韦尔模型对其传播效果非常重视。但是，文化传播的效果检测有两个难点：一是很难进行定量分析。如不能很明确地说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使某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素质和水平从初级达到了高级。二是很难确定时间长度。因为，文化的传播和接受的时间有时可能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才能显现。因此，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效果的检测更侧重于过程的控制、媒体的利用、受众的层面等方面：
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组织者是否明确;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内容是否明确;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渠道是否明确;
第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对象是否明确。
通过对以上变化的分析，可以间接地检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效果，不断修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的失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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