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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它不仅是财富和经济机体的量的增加和扩张，而且还意味着其质的方面的变化，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创新，社会生活质量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范文(通用8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从“四史”中汲取成长力量
习近平在参观“铭记伟大胜利捍卫和平正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时强调，“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总书记又一次在重要讲话时强调学好“四史”的重要性。学习“四史”是党员干部的一门必修课，只有学好“四史”，于字斟句酌后有所悟，于字里行间中有所得，从中汲取成长的力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真正成长为人民满意、组织放心、国家需要的优秀干部。
从“党史”中汲取“信仰之力”——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翻开近一百年的党史，中共党员从南湖红船上的13人壮大为9100多万人是震撼人心的伟大发展，“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鼓舞人心的伟大征途，宁死不屈的江姐、鞠躬尽瘁的焦裕禄是感动人心的伟大战士……合上书本，细细回味，就能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正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个体勇于献身、集体迎难而上，中国共产党员的队伍才得以不断壮大，党的最高纲领才会有真正实现的那一天。“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党员干部要从“党史”中汲取“信仰之力”，要明白党并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要能够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为支撑，我将无我，换取“众生皆饱”。
从“新中国史”中汲取“斗争之力”——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史，中国人民敢于和自然斗争，地震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竭尽全力组织救援，疫情面前举国上下万众一心筑牢防线;中国人民也敢于和敌人斗争，美苏封锁之下科研人员自主研发“两弹一星”，朝鲜告急之后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更敢于和歪风邪气斗争，面对黑恶势力全国人民形成合力重拳出击，八项规定出台全党上下反腐倡廉打虎拍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党员干部要从“新中国史”中汲取“斗争之力”，要有敢于斗争的勇气，面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能畏首畏尾、知难而退，必须直面问题、迎难而上;也要有善于斗争的能力，在工作中历练自身，在“黄沙百战”中练就一副“能力金甲”，实现“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一目标，真正得以“挥剑斩楼兰”。
从“改革开放史”中汲取“创新之力”——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创新”的理念深入人心，党中央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奉为圭臬，敢于做删繁就简的“减法”，破除思想观念上的“藩篱”，扫除体制机制上的“桎梏”;勇于做领异标新的“加法”，广泛宣传社会主义的本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经济特区。“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给予深圳改革开放“排头兵”高度评价，党员干部要从“改革开放史”中汲取“创新之力”。要培养创新思维，在工作中遇到问题不能一味生搬硬套，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要学会转变思路，将“创新”的理念融入其中，学会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工具，不断完善工作方式方法，实现提质增效，成长为工作领域内的“创新之花”。
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汲取“务实之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社会主义从提出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五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十月革命胜利，苏联成立，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二是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创造变为世界旗帜，而这两个“里程碑”有一个共同的“基石”——务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党员干部要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汲取“务实之力”。一方面，要有“务实”的行动，从书本上得到东西是远远不够的，绝不能眼高手低、纸上谈兵，必须要“撸起袖子”“卷起裤脚”，落实到行动中;另一方面，要有“务实”的技巧，要继承我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在落实过程中精准把脉、对症下药，这样才能妙手回春、药到病除。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们要想预知未来就必须回顾历史。党员干部学好“四史”，从其中汲取成长的力量，就能够看清中华民族未来的路，就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在复兴路上不断向前。
面对飘扬的国旗亿万双眼睛注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亿万颗心灵伴随祖国母亲一起搏动。抬头仰望，发现鲜艳的国旗已在共和国的上空飘扬了半个世纪。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共和国已走过了七十个春秋。七十年前，“洋油”“洋面”还充斥着中国的大江南北;七十年后，许多国产已遍及世界各地。
七十年前，我们的祖先还把汉代的耕梨插进
二十世纪的农田;七十年后，现代化机械已开进中国的农家。
七十年前，港澳游子还站在金门望厦门;五十年后，归国侨胞已站在厦门望金门。一样的遥望，却是两样的情形。
七十年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依旧淳朴中隐着聪慧，荒中透着俊季，可再也听不见那血泪凝结的叹息，更也找不到贫贱不堪的足印，再也寻不见你昔日枯瘦蹒跚的身影，麦穗和齿轮构筑的太阳，伸出金色的臂膀擎着一片晴空，逶道而来，斩断阴霾的剑光在普照众生的沧桑。
你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不管身边的风云如何的变幻，始终坚定地沿真理的方向勇往直前。你般迎着八面春风，在辐射的节奏里，眺望着更加灿烂的前程。
我灵魂的纤绳永系向你风帆的桅杆;
我手中的彩笔，永远写你壮重的风姿;
面对飘扬国旗，血液在奔涌，思绪在沸腾，理想的根须在土里扎得更深。
面对飘扬的国旗，我们已把自己溶入母亲炙热的胸襟。
从1949年到2019年，新中国成立了70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由70年前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变成了现在活力四射，繁荣富强的中国：中国以前的小渔村现在变成了大都市;以前的小山村的泥路变成了水泥路;铁路上了青藏高原;南水可以北调;神舟飞船飞上了天;种粮不用纳税;读书可以免费……祖国的日益强大，人民的安居乐业，让我感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未有过的自豪。在这里，我要写一篇文章，讴歌祖国的沧桑巨变，抒发我心中那份爱国情感。
在我爷爷的那一代，人们开门是山，抬头就是坡，迈步就是坎。我爷爷奶奶扛东西去县里赶集，光走路就要走上几个小时，卖完东西回到家，天都快要黑了。
在我爸爸的那个时代，村里人一起花钱建了一条路，这样一来，就方便多了，人们赶集完回到家里，还可以做晚饭呢。
现在，公共汽车就在我家门前行驶，如果还要去赶集，我想：赶完集回来还来得急做午饭呢。
现在不仅仅是交通变得方便了，人们用水喝水也变得很方便。
我爷爷小的时候，想喝水要到一条河里去挑。据爷爷回忆，那条河离家很远很远，家里人想喝水用水时，要拿着水桶到河里去挑，那条河离家有几公里远，来回要好几个小时。而且那条河的河水浑浊，挑来的水妖放上几个小时等谁中的杂物沉下去才可以喝水桶上面比较干净的水。
在我爸爸小的时候，全村人花钱打了一口井。从此，要喝水用水就不跑到大老远的河里去挑水了。但是，挑井水喝还是不太方便。现在，我们用水喝水可方便啦!只要把水龙头一开，把饮水机一开，谁就会哗哗地流出来，再也不用到河里，井里去挑水喝啦!
从1949年到2019年，我们家乡的变化真的非常大，从以前每天爬山坡，走泥路到现在每天坐公交车，走水泥路;从以前每天去河里挑水用到现在一开水龙头，饮水机水就会哗哗地流出来……既然小小家乡的变化就这么打，那我们的祖国岂不是变化更大。相信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的祖国一定会变得更加繁荣富强!啊，我为我这个繁荣富强的祖国感到无比自豪!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都是一个农业国，近代以来又饱经战乱，新中国的工业化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尤其薄弱，这是中国过去长期积弱积贫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生产力的大发展，却总是在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一个不发达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中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是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
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大经济成分又可以简单归为三种成分，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国本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存在大量的手工业者。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几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改造成集体所有制经济，把私人手工业者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对农民的改造采取的是循序渐进步骤，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三个阶段；对个体手工业者，也是采取从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步骤。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赎买形式，也经历了从初级向高级转变的三个阶段。第一步，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私营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在私营商业中采取委托经销、代销等形式，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也使其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第二步是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向私营企业投资入股，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所有，企业经营管理以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第三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关系就发生根本变化，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官僚资本主义，则是采取直接没收划为国有。
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的是生产力均衡布局
受苏联均衡配置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也是以均衡配置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约7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从工业总产值看，1952年沿海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70%左右，内陆仅有30%左右。新中国成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直接的外援来自苏联，而苏联援建的项目约80%落在内陆中西部地区，这是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地缘经济政治使然。自“一五”起，均衡配置生产力的政策就已取得成效，“一五”末内陆工业总产值占比比期初提高近3个百分点，从1952年的29.2%上升到1957年的32.1%。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恶化，中央提出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拉开了长达10年的三线建设时期，我国生产力布局开始了进一步西移。“三五”期间，三线地区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高达52.7%，比沿海地区高出近一倍多；“四五”时期，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仍高达54.4%，其中三线地区仍占41.1%，在西南、西北、豫西、鄂西、湘西与晋南等地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基地。
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全面推进。引导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学习苏联工业化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的工业化建设偏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一五”计划大规模建设的主要指标已提前实现。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有739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3.1%。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可比价）；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在工农业总产值占比变为56.7%。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初步奠定了新中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
客观认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偏差
当然，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有一些偏差。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在思想上急于求成，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过于追求纯粹的单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只注重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公有制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认识严重不足。这是导致后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置原因。
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导致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重工业比重长期在58%－67%，而轻工业比重只占33%－42%，影响人民生活并进而影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三线工业均衡布局生产力，发展内陆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缩小区际差距起到一定作用，但均衡生产力布局抑制了沿海的既有基础和区位优势发挥，使得我国整体投资效率低下。沿海地区由于发展受到限制而不能给内陆提供更有力的工业支持，也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整个西部内陆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变得非常突出，促进内陆发展的均衡布局生产力，实质上并未改变内地生产力整体落后的面貌。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市场主体、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分配、产业升级和宏观调控等方面偏离了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改革方向，为未来经济发展埋下隐患。只有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化解这些隐忧，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关键词：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宏观调控
市场主体国有化还是多元化
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在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已逐步退出，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市场主体;而在一些垄断领域，国有经济仍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并且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近年来，在竞争性领域，由于部分行业的利润率高，国有资本又有重回竞争性行业之势，甚至出现国有经济排斥非国有经济的现象，最明显的是煤炭行业、房地产行业和钢铁行业，如山西国有煤炭企业集团对非国有煤矿的强制性收购;国有房地产公司高价拿地排斥非国有房地产公司;亏损的国有山东钢铁重组民营日照钢铁;宝钢收购民企宁波建龙钢铁公司;中国商飞、四川航空集团、成都交投集团三家国企重组民营鹰联航空公司等。
国有资本更多地进入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必将影响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造成市场主体单一、缺乏竞争，最终形成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有经济的局面，背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且，改革的历程充分证明市场主体在由单一走向多元过程中，市场绩效得到明显提升。所以，培育充分竞争的多元化市场主体至关重要，本文所言及的多元化市场主体绝不局限于充分竞争行业，还包括垄断行业，也要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这就需要一方面加大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允许民间资本与国外资本介入，实现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要破除所有制门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在共同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和制度框架下平等运行。惟有市场主体多元化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资源配置计划抑或市场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但是，近年来在资金配置和资源性产品定价方面却呈现出市场职能弱化、计划职能强化的趋势。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为例，国家预算投资规模愈来愈大，从2003年的2，687.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4，677.8亿元，8年间，投资规模扩大了5.5倍，而同期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的投资规模分别扩大了3.9倍和1.9倍。2008年底，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国家新增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些项目基本交由国有企业承建，而国有企业自身并不缺乏资金，在资金没有更好的投向时，有的企业甚至将获取的贷款违规投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相反，受金融危机;中击最大、也是最需要支持的民营出口型企业并没有得到国家在贷款、贴息、税收减免、补贴等方面的额外支持。资金没有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流向最需要的领域，而是通过国家计划配置。
再以资源性产品定价为例，据海关统计，2007年我国进口原油从年初1月的412美元/吨稳步攀升至12月的643美元/吨，累计涨幅达56%，而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只在2007年10月上调了500元/吨。由于国内油价涨幅远远低于国际油价，使得国内的企业并未感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国家的补贴下继续加大出口，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到了2008年，国内石油企业再也无法承受高价进口原油低价销售成品油的局面，采取限产措施迫使国内油价上涨，一时间“油荒”遍布全国。2010年11月，由于油价调整滞后，导致“油荒”再度蔓延。而当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时，国内油价却迟迟不能下调。国内油价的计划管理使国家利益和居民利益双双受损。
计划配置资源的低效率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所在。当前的资源配置方式如果延续下去无异于计划经济的复归，势，必将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背离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就需要逐步减少计划配置资源的范围，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在当前，尤其要降低国家投资的比重，使企业投资成为主体。另外要逐步解除资源产品的价格管制，深化资源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传导机制，使资源价格既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又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避免人为干预造成市场机制失效。
经济增长谁主沉浮
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25%左右的投资增速，大规模的投资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在国内需求不足以消化的条件下，只能依赖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的动荡使得国内经济增长起伏不定。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曾高达63%，这比贸易立国的日本还要高出1倍。高企的外贸依存度～方面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外部需求将主宰中国经济沉浮。2005-2007年，由于外需的强劲拉动，中国经济始终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23.1%、18.1%、16.1%。由于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7年的18.1%急剧跌至，40.6%，拉动经济增长由2.5个百分点迅速下滑至-3.7个百分点。经济形势的变化迫使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但经济增长仍未能回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经济增长明显高度对外依赖。
世界上的大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为国内需求所驱动，而非外部需求，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资本短缺年代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当前各国为应对经济危机，都加大了贸易保护力度，中国出口遭到贸易国名目繁多的指控与制裁。继续坚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致使当年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补贴、反倾销调查跃居全球第一，涉案金额高达36亿美元。到2009年，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案件数达到116起，涉案金额高达127亿美元。显然，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此外，中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长期秉持出口导向战略必将耗尽国内资源，使得未来的经济发展缺乏资源支撑;而且现有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还没有一个大国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按照现行的模式只会使中国长期陷于国际分工的低端，难以实现大国崛起的目标。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依靠本国市场完全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形势的发展要求必须把经济增长由外需带动转向内需带动，以减轻对外依赖。国民收入分配国富民富之选
从国民收入分配角度看，这些年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归由政府支配，而非居民，结果形成强政府、弱国民的格局。2003-20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为14.9%、21.6%、19.9%、22.5%、32.4%、19.5%、11.7%、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9%、7.7%、9.6%、10.4%、12.2%、8.4%、9.8%、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分别为4.3%、6.8%、6.2%、7.4%、9.5%、8%、8.5%、10.9%。8年间，财政收入平均增速20.7%，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增速9.4%，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7.7%，财政收入增长2倍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政府消费，抑制了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形成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据统计，居民消费占比已从2003年的73.4%下降到2010年的70%，而政府消费的比重则由26.6%上升至30%。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非政府收入的不断增加。为此，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部门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建立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要将政府部门的支出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缓解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状，为扩大居民消费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从生产要素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国民收入分配适度向居民倾斜和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主导产业如何转换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依托比较优势逐渐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并以此参与国际分工，但这种发展方式延续至今已使主导产业固化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企业兴衰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引起的外需减少造成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近7万个中小企业破产和2，000多万人失业就是很好的例证。重新选择与确立主导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已是迫在眉睫。
产业演进的规律决定了我们不能永远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在选择未来的主导产业时，我们应遵循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和产业关联基准来确立。2009年国务院陆续公布的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除纺织、轻工业和物流属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其余大都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含量较高、以及产业关联度大的特点，具备将其确立为未来主导产业的条件。如再辅之以必要的产业政策，可以助其成长为在国际市场占有～席之地的产业。
在选择好未来的主导产业后，就需要逐步减少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持，首当其冲的便是降低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政策本质上是支持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的一项措施，保持较高的出口退税率，无异于鼓励低端制造业的大量存在。实现主导产业转换，需要将出口退税率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然后逐步降低，以此逐步淘汰低端产业，实现主导产业的升级。与此同时，要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环境，从注册资本、土地使用、税收、贷款贴息方面给予优惠。通过扶植科技型企业的成长，使中国逐步走出高度依赖比较优势产业的困境，实现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籍此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宏观调控绩效如何提高
近些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在应对2007年的经济过热时，央行曾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收效甚微。进入2008年，上半年，国内还在防止经济增长由过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而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半年，当美国金融危机蔓延之时，我们却不得不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条件下，规模庞大的政府投资一方面挤占了民间投资;另一方面也因支出过大，财政风险正在不断累积。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过剩的流动性不断推动资产价格上涨。2年间，一线城市的房产价格翻了一番;黄金价格不断创出高位;就连一向低价徘徊的农产品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结果却引发了通货膨胀。当2011年国家将抑制通货膨胀列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后，人民银行通过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3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回收流动性，通货膨胀虽有所回落，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日渐凸显，大量中小企业陷入困境。显然，政府的宏观调控绩效难遂人愿。
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首先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体制不完善，市场主体对经济调节手段不敏感，市场机制在调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就会受限，往往需要借助计划手段才能达到目标。其次要转换调控对象。当前的宏观调控更多的是需求管理，在经济高涨阶段，压制需求;在经济衰退时，刺激需求，忽视了供给调控，结果造成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现象。完善宏观调控要更多地关注供给，使供给能够迎合需求，避免脱离供给，盲目刺激需求。此外还需改革汇率制度。缺乏足够弹性的汇率制度容易造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失衡，而且还需要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加被动增加本币供给，我们知道在固定汇率条件下，资本流动，很难保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需要逐步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向浮动汇率过渡。最后，要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虽然可以起到刺激经济或抑制通胀的作用，但不宣频繁使用，如果长期使用，居民理性预期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反而会使政策失效，影响宏观调控的绩效。
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1]新中国建立初期，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条件，在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新近解放的地区(即“新区”，所涉农业人口数和土地面积都占全国总数的2/3以上。)继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2]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亦称《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因而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巩固解放区，积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约占有农村70～80%的耕地，他们以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农村人口总数90%以上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则只占有20～30%的耕地，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却不得温饱。这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之一。地主阶级不仅凭借占有的大量土地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而且与官僚、特务勾结在一起，任意欺辱和鱼肉百姓。双塔村地主王汉章叫佃户马义山出差，因事晚了点，王汉章即用皮鞭将其眼珠打淌。喂马的长工巩荣石无辜被王汉章活活打死。此外，不少大地主还养着“团防”，作为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因此，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劳动人民，已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迫切要求。[2]中国共产党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领导农民开展打倒土豪劣绅和反对重租、重息、重押、重税等斗争。十年内战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和查田运动，实行土地革命。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只有进行时，没有结束时。党员干部要不断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修好“终身课”，练就“金刚体”，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深学细悟定信念，修好“思政课”，挺起“硬脊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党员干部有一副硬脊梁，百折不挠、顶天立地。如何挺起硬脊梁，祛除“软骨病”，党员干部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案头书”，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全面、客观、准确地理解深刻要义。要把党史新中国史作为“手中卷”，了解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把党章党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作为“工具书”，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坚持修好“思政课”，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练就钢筋铁骨，挺起人民靠得住，重任扛得起的“硬脊梁”。
自省自警强党性，修好“检视课”，涤荡“净心灵”。“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自省是荡涤心灵尘埃的“清新剂”，自警是抵御外来诱惑的“防火墙”。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着重大考验和重要历史使命，党员干部作为建党治党的骨干力量，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对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期待，对照身边优秀榜样，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审视思想，清除尘埃;审视言行，撕掉虚伪，审视工作，摒弃不为。要以前车为鉴，自敲警钟，避免出现“昔日观看警示片，而今已成片中人”的讽刺现象，时刻自省自警，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实践实干增本领，修好“实践课”，锤炼“铁肩膀”。当前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有不少硬仗要打，有不少硬担子需挑，正所谓“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党员干部要崇尚实干，力戒空谈，强化实践，埋头苦干。把基层当作磨砺品格的“磨刀石”，检验素质的“大熔炉”，增长才干的“充电源”，主动到基层一线“啃硬骨头”、到艰苦地区“涉险滩”，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断积累经验，找到解决难题的实招硬招。坚持修好“实践课“，通过实践淬炼，增长才干，锤炼铁肩膀，勇担生态环保、安全生产、防疫防汛、乡村振兴等急难险重任务，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对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努力，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一、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
70年里，我国经济主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国民经济恢复和过渡阶段（1949年至1956年）。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动乱与战争，留给中国人民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国民经济濒临奔溃的边缘。1949年至1952年，我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管制、征用和收购在华外资企业，整顿财政金融秩序、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并采取一系列支援农业的政策等措施使得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二是通过“一化三改造”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过渡。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以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经济形态的过渡。
第二阶段：探索和曲折阶段（1957年到1978年）。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对中国经济基本情况把握建设经验不足，在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一些失误，其中两次运动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是“大跃进”，“大跃进”运动中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诸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等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加上三年来连续的自然灾害，导致我国经济经历了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二是“文化大革命”，在十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长期失调，原来的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错过了一个一次发展的机遇，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
第三阶段：突围和高速发展阶段（1978年到2012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大讨论的开展，1977年国家开始由乱到治，经济逐渐复苏，大批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得到平反并重新安排工作，特别是1978年底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而伟大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1978年底，我国首先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城市也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正式开启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1979，国家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并相继开放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以此有点带线、逐步向世界开启了中国的大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讲话提出“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等重要观点，并提出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同时也使我国经济真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我国恢复了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合法席位，为加强和深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进一步参与世界分工合作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和机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世界经济体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经济增长乏力，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长期陷入“低速增长”或“负增长”泥潭；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给我国经济同样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等，我国政府为了应对这种危局，我国政府不断完善和充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逐步形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确保了我国经济的“软着陆”，实现了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态势。在这一阶段不仅实现了我国经济的突围，更是使我国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据有关数据显示，这一阶段，GDP增长速度超过10%的有15个年份，年平均增速高达9.8%，我国经济不断缩小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四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与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日益增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增速分别为7.7%、7.7%、7.4%，告别了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面对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念，并指出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要不断适应“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升级”、“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科技创新驱动”的阶段性特征。随着党中央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以及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不断把握，2015年11月，党中央正式提出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逐步形成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体系。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加快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了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特征“如何看”和“如何干”的问题。
二、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的中国是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产品制造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
（一）已建立起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过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中，三大产业结构比例日趋合理完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更加巩固，实现了由单一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转变，现代农业的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和完善；工业发展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门类齐全、独立完整、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正在形成，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总产出接近20%，特别是近年来大数据产业的不断发展，正在引领工业领域向着更高水平迈进；在服务业领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服务行业产业层次和品质不断提升，进而带动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
（二）已建立健全世界上领先的基础设施体系。从交通运输看，建国初期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2万公里；公路里程仅8.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内河航道7.4万公里，其中等级航道仅2.4万公里。民航航线里程1.1万公里，只有12条航线。现如今，我国，形成了铁路、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运输、航空运输等多种运输方式齐头并进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据统计2018年末，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13.2万公里，较1949年增长5.0倍，年均增长2.6%；高铁营业总里程3.0万公里，是2008年的44.5倍，年均增长46.2%，高铁营业里程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居世界第一位；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85万公里，是1949年的60.0倍；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3919个，是1949年的148.6倍，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占有七席；航空方面，定期航班航线总条数达4945条，是1950年的412.1倍，定期航班航线里程由1950年的1.1万公里增至2018年的838万公里。
（三）不断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据央行数据统计，2018年，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293.5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268.24万亿元，同比增长6.3%；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6.95万亿元，同比增长1.7%；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18.33万亿元，同比增长9.4%。截至2019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1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历经70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已建立起比较科学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有力的金融监管体系、齐全的金融组织体系、有效的金融市场体系，这使得中国金融市场韧性强，不仅经受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更是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四）创造了民生改善的伟大奇迹。七十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民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经过70年的不懈努力，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8228元，是1978年的211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摆脱了温饱、实现小康正在向更高水平的小康迈进。在扶贫事业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我国贫困地区、广大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6亿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每年超过1000万人减贫、脱贫，给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人类减贫的奇迹。此外，近年来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更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启示
7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是轻轻松松取得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努力奋斗而得来，成就来之不易，其背后积累了经验对于我们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而言弥足珍贵。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在我国这么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发展水平差异化程度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既涉及到各种资源的调配、权力的调整，又涉及到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的分配问题的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好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经济建设实践证明，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进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不断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始终注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拓展，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将更为波澜壮阔，我们要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及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二）经济建设是核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所经受挫折和曲折深刻教训的深刻反思总结得出来的真理，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实践所充分证明了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对不适应甚至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必须对落后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地方营商环境，更好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从而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三）改革开放是动力。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期。四十年来，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更是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进入改革再深化、开放再扩大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将成为新时代一个显著的特征，我们也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将改革开放贯穿于新时代的新征程中，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持续动力和坚强保障。
（四）社会稳定是保障。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社会动乱、民心不稳的环境中谈搞经济建设，那是不现实的，也将是徒劳的。建国以来，正是牢牢把握住了世界时代形势缓和、国内相对稳定的契机，不断对我国社会主义以经济进行探索和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各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世界主题，千方百计为我国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才使得我国经济建设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进入新时代，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必须牢牢把握新形势下国际国内大势，努力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五）人民群众是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在战争年代，我们党就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由一个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由于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注重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才能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必须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更加广泛的凝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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