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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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时代读后感

　　冬天，一位领导为我推荐了《邓小平时代》，告诉我这本书有一种使人茶饭不思魔力。我于是立刻从京东订购了它，一段神奇的缘分就此开启。

　　一本好的传记书，读起来像丰盛的佳肴，让人恨不得化身饕餮;又像极好的茶叶，每每品味都有回甘。书的作者傅高义先生虽然身为美国人，却奔波华夏数千里，从广安、太行，到江西、北京，探寻走访，力求细节，终于写出这部使得“神州士夫羞欲死”的大作。遥览全书，小平同志身经百年风云，对外有交有攻，对内有张有驰，为中国挥手劈开一片新世界，使满眼风光，一时尽入国人眼底，冰封的神州大地春意渐浓。

　　不是遇人苦誉君，润物无声最动人。小平始终不是理论家，他没有写过艰涩难懂的专著，他的名言几乎都是通俗易懂的乡野俚语。他不是经济学家，影响巨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是学者顾准首创的。他也曾激进，因为政治改革操之过急酿成流血恶果，因为急于开放物价导致通货膨胀。他也曾妥协，为了平衡各方利益，对一些错误的行为有过容忍。但我们仍赞颂他，是他，面对千疮百孔的中国，毅然做出改革开放决定;是他，冲出文革思想禁锢发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呼声。我们赞颂他在跌宕起伏中百折不挠的坚定意志，赞颂他对亿万中国民众所承受深重苦难的感同身受。

　　他深知，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经受挫折、下发南昌时，他每天都一圈又一圈的走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忧虑引发出无尽的思考，才支撑他一步一步、亦步亦趋走向神坛。因为心中有人，所以暗夜里有了光。

　　他深信，共产主义信仰必将改变中国。从苏联时期培养起的共产主义信念，从此再也没有动摇过。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即使众叛亲离，看尽人间冷暖，即使从意气风发的少年走到苍苍白发、沉默寡言，即使从一个理想主义者成为一个标准的功用主义者，他也始终守护着这份信念，以最坚韧的方式践行当初的誓言。

　　他深知，改革是拯救中国的钥匙。就算要承受被误解的痛楚，改革也势在必行。他以多年积累下的深广人脉和对体制超乎常人的把握，与阻碍改革者博弈，既不屈服于保守势力，也不完全妥协于民意。正是这些在当时看来想了也想不到，想到也不敢做的事为沉睡了几百年的中国打开了通往世界之门。

　　他忠诚正直，始终忠于党和国家，只要是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的事，他会坚定的推行。他谨慎坚决，作出决定前充分思考，决定作出后从不拖拉。他充满自信，用坚毅内在品格积累起强大的资本，周身散发着浓郁的个人魅力。他重视家庭，工作之余的时间都与家人在一起，影响家人以言传身教，以爱以柔情。

　　正是这样的小平被傅高义付于笔端。这本用了小半年读完的书，久久影响着我此后看问题的态度、看世界的眼光。我今天的题目是一年读书久余香，确切的说应该是一部“时代”久绕梁。

　　人生石火光。我们生于世上，短短数十载，纵然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为伟人，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成为正直的人，充实的人，优秀的人。我想，我们读小平，也许会得到启示，何时需要沉默，何时需要隐遁，何时挺身而出，何时拍案而起;也许会学会敬畏，惜往昔之不易，知来者之可追。我们更应从中获得力量，因为这位老人已经用一艘大船送我们离港，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航行，共同驶向更好的远方。那里将有我们所梦想的一切，有洁净的环境，安全的食物，有值得托付的童年，老有所依的归宿，有井然的社会秩序，有善良的人性与人心，那里的人们自觉克己复礼，处处天下归仁，那里是我们不懈追寻的“中国梦”，是终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黄金时代。

　　我们在邓小平时代的延长线上，我们又正在创造着更加光辉的时代，“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美琼瑶”，更强大的中国为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自我实现的条件，唯有回报他以更勤奋的工作，更炙热的忠诚。

　　一年过去了，我仍记得合上这本书最后一页的那个的下午，5月的阳光打在封面上，历史的风云变幻在柔和的光线中充实而生动，一幕幕故事画卷般映现在眼前。而小平从画中走来，身后是几千年不变的苍茫大地，面前是层峦迭起的现代化高楼间漏出的缕缕霞光。

　　邓小平时代读后感

　　我很有幸，读到了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这本著作，这本书曾经荣获2011年度《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等最佳图书荣誉，更为多位知名人士所大力推荐。

　　一本长达754页的著作，值得我们认真细读、品尝，作为一名民建人，我深受其中邓小平时代的一些烙印所感触、所影响。民建有着光荣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在重庆成立以来，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亲密合作，大半个世纪走过的道路，是顺应历史和时代的要求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光辉道路，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而中国新时代的改革大潮，也必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通力合作，全国人民奋勇向前的新时代，民建也一定会顺应历史潮流，发展好自己、服务好大局。

　　正如书中所述的民主革命时期，民建就一直团结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努力。新中国成立后，民建参加了人民政权和人民政协的工作，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积极配合国家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建在长期的政党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与经济界密切联系的历史特点。这一鲜明的政党特色，成为民建区别于其他民主党派的明显标志，也是民建作为参政党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优势。而保持和弘扬同经济界密切联系的特色和优势，是民建不断获得进步和发展的活力所在，也是民建在我国多党合作格局中，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独特作用的基本保证。

　　读本书后，如王赓武所说同感，《邓小平时代》从不同的层次研究了变革与适应的问题，其核心是(邓小平)个人面对一场复杂且危及重重的革命所作出的的回应。他的核心事业围绕着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实体的巨大变革——中国从一个混乱的、无可措手的农业社会转变成今天的工业和制造业巨人。而中国民主建国会也正是在这个历史变革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参与其中、融入其中，对中国的变革做出了积极贡献。

　　长期以来民主党派在新中国建设、发展中起到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国家的长足发展，需要汇聚多方力量、多方智慧，而民建则汇聚了经济界为主的各路精英团体、人士。民建等民主党派通过政治协商，使得社会各界更多的声音得到民主表达，民建的发展依托于祖国的建设与发展。

　　进入新时期以来，民建主动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眼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开拓服务社会的新领域新途径。我国的改革与开放，同时激励着、推动者、反哺着广大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推动着民建企业家，民建的发展，使得民建依托在祖国改革开放的东风之下，通过自身建设、祖国经济领域发展等多个方面积极努力。

　　我虽已退休多年，但我仍然牢牢记住民建的重要职能，记得作为一个民建人应该做好的本份。

　　新时代，我们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这样一伟大的目标，不仅有赖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也需要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民建作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政党，肩负着重要的责任。民建组织、会员定会进一步增强使命感，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谱写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相信，中国民主建国会通过不断地自我完善，通过广大会员的共同努力，定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梦想进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积极努力做出自身最大的贡献。

　　邓小平时代读后感

　　傅高义先生说，邓小平坚信“共产党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它的目标和工作方式。”这也就是说，虽然邓小平不想改革中共的基本体制，但他的目标与建立这种体制的毛泽东大不相同。在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两者之间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对抗，非白即黑，甚至你死我活。但在邓小平时代，虽然政治迫害不能说没有，但数量和残酷程度上已完全不能跟毛泽时代相比。毛泽东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政治路线定下来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不接受毛的治国路线，但他并没有背离毛泽东这种组织思想，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与毛泽东时代的继承关系。他为了实现自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治国路线，不是给这个体制动大手术，而是要让它换一换脑筋。所以我以为，他所带来的最大变化，也可以说是他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通过改变任免干部和考核干部业绩的标准，使整个中共干部队伍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当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也有不少曲折和反复;他不断强调不能再闭关自守，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让干部有更多机会了解外部世界，开阔他们的视野，这对于改变其思想观念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多么重视，我们翻一翻《邓小平文选》便可知道。他讲干部问题、讲组织工作或接班人的言论很多，大多都是在要求党的各级领导要改变思想观念，甚至一些提到政治改革的地方，讲的其实仍是干部素质问题而不是体制问题。

　　经过这些人事上和政策上的不断努力，自邓小平执政以来，我们的官员逐渐从一个严重受到意识形态禁锢的队伍，变成了一支更加开明务实、以追求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的组织。对整个领导阶层在组织上的这种有效控制和推动其观念变化所做的努力，使治理的目标和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断为经济发展提供着强大的动力。所以张五常先生在前两年曾说，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制度。我们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些有联邦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也在讨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对他们的这种判断不管有何争议，它是建立在一个事实之上：今天的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都知道，无论自己的工作在其他方面有何表现，无论你是贪污腐败也好，还是廉洁为官也罢，你治理的那一方水土如果经济上不去，你的仕途也肯定没有多大戏。这是邓小平在维持中共这个统治集团的同时，给它带来的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

　　邓小平知道维护中共这种组织体系的重要性，而这个体制能够有效运行，关键又在于它的领导人是否有权威。有这样一种考虑，使他的领导风格中有了另外一个鲜明特点，即他几乎从来不在基本政策上主动率先搞改革。有朋友曾对我说，邓小平并不像官方宣传的那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不过是改革的“总批准师”，我觉得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确实，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前十年一些重大事件，例如，始于1978年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来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乡镇企业，再后来的价格双轨制的实行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重大政策的转向，这些事情在中国摆脱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的束缚，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它们几乎全都不是邓小平本人提出和发动的。甚至建立经济特区这一突破计划经济最重要的创举，按傅高义先生的分析，也是最先由华国锋和谷牧等人提出，邓小平的功劳只是给它起了一个“特区”的名字，因为他记得过去自己领导过晋冀鲁豫就叫“特区”。邓小平不但不是所有这些事情的首倡者，有些事情他最初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发生(如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乡镇企业);在有些情况下，如果成效尚不明朗(如包产到户和个体经济)，或是政策的落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经济特区早期出现的严重腐败和走私问题)，邓小平也迟迟不愿公开表态给予支持。对于这些事情，傅高义先生在书中都有很详细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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