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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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心得体会

　　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公报来看，这个目标反映了以下几方面的重要问题。目标的提出是根据我们的任务提出来的，实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我们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可以看出这样的表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的时候,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要取得明显的成效。到2035年的时候，各方面的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时候，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体现。所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步走的发展目标。

　　这个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在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提出了不同的任务,事实上，这个目标是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两步走发展目标的进一步细化和拓展。在十九大提出新两步走发展战略当中已经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十九大是这样表述的，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以，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来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目标又进一步细化和拓展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这样的战略目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聚焦改革问题，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它鲜明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是根据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候提出的目标要求,他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这个基础上又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这种目标。所以，它进一步丰富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目标的内涵和要求。十九届四中全会又专门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细化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

　　推进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心得体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抗击疫情的人民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不过，当下国内疫情防控还面临“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巨大压力，防疫斗争仍不能松懈。

　　在这场全民抗疫斗争中，基层社区作为防控第一线发挥了关键作用，社区化战“疫”也使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得到了更加精准、更加有效的实施，社区的能动作用在此次疫情之下得以充分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向现代化纵深发展的微观呈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社会治理水平。因此，透过此次疫情，各级政府与社区应进一步思考有关基层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社区的治理边界与权限、职能定位、参与主体以及如何将社区治理融入社会治理等问题。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环节

　　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每一个社区都成为了独立的防疫阵地，社区的各项政策对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基层社区治理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社区治理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凸显。

　　不过，在具体的防疫工作中，仍可以看到社区治理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多方观念的影响。具体而言，社区在执行各项防疫政策过程中往往受到来自上级主管部门多重指导、社区党组织决策、居民舆论与意见、社区工作者能力差异等不同方面的影响，没有系统化、明确化的标准，导致社区在治理过程中出现摸不着头脑，尺度把握不到位、工作方法不灵活、防控措施不主动、组织领导不作为等一系列问题，成为疫情防控过程中令人心忧的现象。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生活与发展需求日趋多元化，为我国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社会治理需要朝着更加精细化、人性化方向发展，而基层社区恰恰是促进我国社会治理水平纵深发展的主要载体。社区治理应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为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提供新方法、拓宽新思路、开辟新天地，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因此，各级政府和基层社区都应主动探索为社区治理赋能的具体方法及路径，以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此次疫情折射出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化、信息化、机制化的任务依然艰巨。

　　完善和提升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完善国家治理的发展需要，更是完善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体系、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现实要求。在推进社区治理水平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持以社区为主体，落实主体责任;要积极引导各方力量因地制宜参与社区治理;要长远考虑完善社区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旨在为提升社区治理提供尺度把握、方向把握以及制度把握。

　　具体而言，各级政府与基层社区在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应着重把握以下几点：

　　强化社区公共服务功能。基层社区如何自我定位，社区治理如何更好贴合居民需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权限如何界定，都是在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亟须思考的问题。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基层社区被赋予了比平时更大的权力与责任，而部分社区工作者和居(村)委成员不能做到临危受命，或是防疫工作不到位。问题的背后暴露出少数社区工作者对社区定位的偏误，也反映出基层社区治理的专业化程度亟待加强。

　　我们认为，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强化社区的公共服务功能，以“服务者”姿态面向社区居民。社区的公共服务功能应包括但不限于基础公共卫生服务、教育咨询服务、民事调解服务、文化需求服务、困难群体关怀服务等内容。做到这些并非易事，需要进一步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及人员配备;提升社区工作者及志愿者专业能力和服务意识;完善社区公共服务机制建设等。强化社区公共服务功能是一项长期任务，但同时也是提升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之举。

　　引导各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社区不是孤立存在的，社区的发展及职能建构与社会整体发展相互影响。因此，在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应用联系、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此次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社区沦为“孤岛”，根源在于社区在协同内外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相关经验尚有欠缺，无法积极引导各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要破除社区治理水平现代化难题、增强基层社区应对危机能力，就要学会引导内外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对内，社区要集结一批有能力、有凝聚力、关注社区发展的志愿者队伍，积极引导居民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实现有质量的居民自治;对外，社区要在上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与社会组织、周边商户及企业、学校、医院等搭建联系协作网络，促进社区治理水平现代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不仅使社区发展更有底气，也能更好地将社区治理融入社会治理的大环境中。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推进社区治理水平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注重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制定，这不仅为社区发展与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也是我国依法治国精神的体现。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但是在时效性、适用性等方面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基层治理现实。结合此次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如危害社区公共安全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我们认为在社区治理水平现代化过程中，应及时完善相关法律建设，做到有法可依。当然，法律的制定仅仅为社区治理提供了范式，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需要更多注重地区差异、发展差异及个体差异等具体因素。

　　社区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社区治理水平和能力的高低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民生活的幸福感。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我国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的必要举措，更是增进人民福祉、践行以人为本理念的内在要求。疫情就像一次“大考”，考出了社区在疫情危机应对过程中的不足和短板，同时也考出了人民团结勇敢，励精图治的决心。疫情会结束，但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宗旨的社区治理进程将会持续，各级政府将与社区一起，以扎实行动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时代与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推进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心得体会

　　2020年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考察时也曾多次强调：“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增强社区服务功能”等重大任务;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对城乡社区治理做出全面、系统、深入部署;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更高要求，标志着社区治理开始进入以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发展主题的新阶段。

　　当前，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作为基层单位的社区处于抗击疫情的最前线。作为基层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和城乡治理、公共服务的基础平台，社区也承担着越来越复杂和紧急的社会管理与服务职能。因此，进一步提高社区综合治理能力，不仅是强化疫情防控等危机应对能力的现实需要，是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社会治理难题、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我们认为新形势下的社区综合治理工作应立足长远、综合施策。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学习并发展“枫桥经验”

　　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

　　1963年，浙江诸暨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是根植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宝贵经验，通过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及时预防矛盾，将矛盾解决在基层。因此，学习并发展“枫桥经验”，对于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总的来说，“枫桥经验”的本质特征，即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提升基层治理社会化、智慧化和专业化水平。其中，“枫桥经验”最核心的一条便是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将党建作为贯穿于不同类型社区治理的主线和灵魂。学习并发展“枫桥经验”，坚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要建立健全城乡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打造党建示范品牌为契机，进一步激发基层社会党组织新活力。要注重党建品牌引领与社区服务相融合，聚焦特点与亮点，打造一批过得硬、叫得响、措施硬、受欢迎的基层党建创新品牌和党建标杆社区。此外，在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下，要积极鼓励社区自发形成的居民自治组织有序有效参与社区治理，倡导居民的事情居民自己做、矛盾不上交，进而形成自治与共治相结合的治理格局。

　　深化社区减负增效

　　助力居委会自治功能回归

　　社区治理的最高目标，是在政府提供初始平台和第一推动力的基础上，社区走向自我治理、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轨道。当下，从政府—社区的角度来看，基层社区的多项工作任务均由政府交办，如计划生育、流动人口管理、社会保障、就业安置、收费收款、低保申请等等，社区居委会实际上承担了大量本应由基层政府部门承担的行政和社会管理任务，使自己深陷于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中，大大加重了自身的行政色彩。由此出现了功能不清、角色错位等问题，致使居委会不但没有成为居民合法权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反而成了基层政府的“手”和“脚”。对此，要改变社区行政化、机关化倾向，让居委会回归“自治”，必须要深化社区减负增效和全面推行“居站分设”。一是深化社区减负增效，根据中央、省市对社区减负的文件要求，对居委会的工作事项进行系统梳理，形成行政(公共)事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大力推进社区减负，让社区逐步向纯粹社区治理职能回归;二是全面推行“居站分设”，实现每个社区建成1个社区服务站，每个街道至少建成1个社区(便民)服务中心。通过“居站分设”，把居民自治性事务和政府行政性事务分开、分清。

　　以现代科技为支撑

　　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

　　作为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建设落地生根的有效触点和重要载体。在智慧城市建设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将数据思维、互联网技术、智能化平台等新手段应用于服务新时代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社区综合治理发展的方向。加快智慧社区建设，以现代科技为支撑，打破信息孤岛、全面掌握社区居民需求动态，做到及时对接和精准服务，“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从而达到更快速、更优质、更人性化的治理服务效果。

　　当前，加快智慧社区建设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整合与共享政务服务，将“互联网+政务服务”相关资源向社区延伸，整合共享社区资源，推动“一门式”政务服务改革，提高基层社区的公共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优化办公流程。二是加强和改善公共服务，通过建立“互联网+网格化”基础数据管理平台，储存和管理智慧社区数据资源、依托信息平台开辟社情民意征集反映渠道、以政府为主导搭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三是创新基层社区安全与应急管理工作，包括加快社区安保监管系统建设，推进社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构建多方联动、多网融合、多元参与的工作格局等。四是加大调研走访力度，积极开展智慧社区试点工作。在试点过程中，加强智慧社区建设理念、应用项目和服务成效等工作的宣传推广，依照社区特色，有针对性地制定智慧社区发展规划，最后实现智慧社区全覆盖，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

　　加强民主协商

　　提高公众参与社区治理水平

　　全面提升社区服务，要增强居民的参与度和自觉度。但是，有效的公众参与不是公众个体行动的简单汇总。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维度，公众参与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推动公众有效参与社区治理，需要整合社区、社会组织、群团组织、企业等多方力量，发挥各方的优势，实现多主体联动。提高居民社区治理的参与度和参与水平，要健全社区“参与式协商”民主自治机制，梳理议事协商形式、议事协商规则、议事协商流程，将涉及居民利益的公共服务事项逐步纳入协商议事范围。通过“居民提议、党组织引领、工作站服务、居委会发动”的工作模式，创新社区事务的协商形式，拓展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渠道，鼓励更多社区居民切实参与到社区事务的治理协商中，扎实推进“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民事民评”，大力弘扬“有事好商量，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的先进事例。通过社区参与式协商机制，让越来越多的居民真正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在参与自治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居民对社区的依赖性、认同感和归属感，最终促成社区的善治。

　　创新激励机制

　　打造社区治理高素质人才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强社区综合治理亦是如此。在基层社区治理过程中，任何好的制度、机制、平台和技术都需要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去实施，并在实施中因地制宜地创新和优化。换言之，社区人才队伍是落实具体工作措施的关键与核心。然而，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却是当前社区治理过程中一个明显的短板。因此，创新激励机制，打造社区治理高素质人才队伍，是提升社区综合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创新激励机制，需要综合运用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手段。正向激励包括对业绩突出、能力显著的社区工作人才，采取嘉奖、评优、培训等多种方式，设立灵活的表彰奖励机制，逐步提高其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以此充分调动社区工作者争先创优的职业热情;负向激励包括建立社区工作者退出淘汰机制，工作3年内未取得社工职称证书或连续两年绩效考核不合格的，予以辞退并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等。在实施创新激励机制的同时，要配合科学的考核机制，将考核结果作为岗位等级调整、薪酬待遇核定、续聘解聘的重要依据，对社区人才队伍实现绩效考核兑现，奖优罚劣，进而达到优化社区人才队伍结构，提高工作队伍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水平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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